在那位太宗皇帝的严令之下，当日里宋国前线将士丝毫没有依据实际情况加以改变的自由，稍有悖于阵图所示，便以违旨论处，以至于在很多时候，纵使前线的将士们明知按照那所谓的阵图去打仗，简直就是跟送死差不多，然而却又往往不得不去，因为如若他们是战死前线，还可以有朝廷优抚，家人老少也能得到妥善照顾，而如若他们是因为违逆旨意，意图不轨的罪名而被论处，非但同样难免一死，甚至于还要祸及家小，在这样的一种局势下面，将士们无论是如何地悲愤无奈，也都只能是先把并力向前，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将士们的军心士气，也就可想而知，有宋一代立国以来，在太宗皇帝之后，对外征战便一直殊乏胜绩，这位太宗皇帝的这一政策，只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而待得那位太宗皇帝驾崩之后，这样的政策延袭了下来，其后果之严重，更是难以估量，毕竟那位太宗皇帝赵光义虽说昔年多半是在其兄太祖皇帝赵匡胤的指挥下作战，但怎么说也还是从军旅之中起身，怎么也还不失为一个将才，他在宫中所制订传出的那些阵图，虽说难免有流于臆想，不切实际的地方，但终归还是依据他的经验跟判断来绘制传出的，自然这种在千万里外盲人瞎马意欲遥制战争的指挥方式十分可笑，也绝难据此打出什么样的胜仗来，但在这位太宗皇帝在位的时候，总算也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玭漏。
然则随着太宗皇帝驾崩之后，其后宋室的天子官家，无一不是长养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根本就未曾见过兵戈亲临战阵，对于行军布阵诸般事务的认识，不外都自是来自于书本之上罢了，偏偏宋国朝堂依照祖制，还是严格按照将从中驭的那一套，每遇战事，都由宫中传出阵图，而要前线军士依样故事，如此又怎能不败？！
只是如此一来，天子对于军事一无所知，偏偏却又要直接给前线将士下达具体指令，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就一改昔日太宗皇帝之时军令都由天子官家自行裁决的惯例，而要借助于那些朝堂之上的文人士子们共同商议，久而久之，在当日里太祖皇帝那文武分流，武将不预政事，文官不预军务的策略也就完全走了模样，近在中枢的文官集团借助天子之威，成为了完全凌驾于武将集体的存在，而且随着时势的推移，将这种优势持续地扩大并维持至今。
是以文官集团之中，其实从来不乏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种将从中御所带来的弊端，只是历来朝堂之中多有锐意改革之士，却是有意无意之间，都一致避开了对于这种将从中御的制度提出意见，乃至如王安石变法乃其斯后所引起的朝中新旧两党之争中，锐意变法的新党一脉，也没有真正花多大的力气，却改变有宋一代这种将从中御的祖制，究其根本，这固然是顾忌将从中御原本是出于帝王防范之念，未可轻移，但更根本的原因却也是因为这将从中御的方略，实质上已经渐渐演变成了以文驭武，演变成了文官集团凌驾于武将集体之上的最根本的依据。
早在昔日真宗初年，辽人举大军南侵之际，当时身为朝中文人魁首的寇准力主天子亲征，亲临前线，名义上是借天子御驾亲征而激励士气，实则也不外是将整个指挥中心真正地转移到第一线，从而能够及时地听取第一线指挥军官的意见，临机应变，由此才暂时击退了辽国大军，然则宋国那些当日里真正主持着宋国大局的文官集团的首脑，却是并不曾趁胜追击，反倒是以胜求和，与辽国签下了亶渊之盟，其根本就是因为这些个文官集团的首脑们心中都很明白这一场大战的胜利是因何而来，而如若不想更改将从中御的方略，那就只能见好就收，否则势必不可能让天子官家跟着军队一路北进，那么只要战线一旦拉长，战局胜败逆转于旦夕之间，几乎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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