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蓄婢习俗
在中国，婢女的历史悠久，自商周时代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上一直存在婢女现象。春秋以前，“奴隶似皆服公役并有等级之分，私人蓄奴之事较少。战国末期，社会剧变，户口日增，民已艰食，加以田制破坏，豪强兼并，工商业勃兴，社会上贫富悬隔。于是民间大地主大商贾，多蓄奴婢，资其劳力以从事于生产货殖”[3]。到明代时，大多数人已经认可了蓄婢的习俗。明代政府曾经限制过蓄婢现象，政府禁止平民百姓之家蓄养奴婢，并且规定了有功之人和官宦家庭使用奴婢的数量。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政府对人们蓄养婢女现象的控制力在减弱，社会上的蓄婢风气与之前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在京各驸马皇亲，及天下王府，并王亲仪宾之家，蓄养奴婢、家人之类，比之旧制，或多逾十倍”[4]。
清代初期，蓄婢仍然是流行的社会风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御史刘子章称：“仰惟我皇上恭俭立德，视民如伤，内外之冗缺尽裁……在下诸臣，乃不仰体，多带家口，漫无节限……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为限制官员的仆从数量，他建议朝廷对官员的奴婢“严加节制”，并制定出官员所蓄奴婢的限定额数，“凡官员家口，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则督抚止带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县十五人，有多携带者，一经指参，以违制论”[5]。乾隆时期，安徽按察使王检说，许多官员外任，“多置僮婢，一署几至百人”[6]。这些事例表明，当时的官宦家庭普遍蓄养婢女。如果某个家庭有足够的财力蓄养婢女，却没有蓄养婢女，反倒让人觉得奇怪。比如，张廷玉的父母亲很是俭朴，家中始终没有蓄养过婢女，即便后来家境富裕了起来，亲戚们也大都“使婢起居”，而张母仍“不改其俭”，“一青衫数年不易”，一天，有亲戚家的婢女来送物品，由于该婢女不认识张母，见有一缝补旧衣的妇人，便问道“夫人安在？”该妇人“逡巡起应，婢大惭沮”。[7]
官宦家庭的蓄婢行为对其他的社会阶层有较大影响。方苞曾有“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妇不主中馈，事舅姑而饮食必凿，燕游惟便，缝纫补缀，皆取办于工，仍坐役仆妇，及婢女数人，少者亦一二人……吾家寒素，弊衣粗食，颇能内外共之，而妇人必求婢女，犹染金陵积习，吾甚惧焉”[8]的感慨。不仅中上层社会的家庭中流行蓄养婢女，即使在社会的中下层家庭中，蓄养婢女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袁枚文集中有“福建长乐县民妇李氏，年二十五，生一子，越六月而夫亡，矢志抚孤，家只一婢、一苍头”[9]的描述。有的贫寒之家，在没有能力娶妻的情况下，也会蓄有婢女，如“周世臣，官锦衣指挥，家贫无妻，只荷花儿与王奎一婢一奴相伴”[10]。当时，“仆婢成群”是一个家庭富裕的象征。反过来，“家无仆婢”则表明某人的家境贫困。这向我们表明，只要一个家庭有些许的经济能力，就会蓄养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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