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家庭蓄婢，主要是着眼于婢女的“服务”功能。主人洗脸时，婢女要为主人备洗脸水；主人吃饭时，婢女要负责端饭上菜，听候使唤；主人睡觉时，婢女要给他们捶背、打扇。“常见某宅，婢子二十余人，内分上下几等，上等底衣服整齐，举止稍敢自由，下等底蓬头赤足，面目几不可辨。她们主妇人，呼喝骂詈，若以为很是自豪的样子，行动起来，捧巾持帚底一大群，洋洋自得。”[11]一般的大家庭，若女儿出嫁，婢女也会作为礼物之一陪嫁过去。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出身于官宦名门，父亲李朝仪是京兆公，兄李端棻是刑部侍郎。1891年，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就带了两名婢女，一个名叫阿好，一个名叫王来喜。阿好因为不听使唤，不久就被逐了出去；王来喜则聪明勤快，梁启超夫妇很是喜欢她，甚至连家中的财政大权也交由她管理。[12]近代的许多家族小说也离不开婢女的身影，林语堂《京华烟云》的时间跨度近四十年，从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写到1938年年初日本侵占北京，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这部小说中刻画的婢女有十多个，如银屏、青霞、锦儿、甜妹、宝芬、桂姐（原是曾夫人的陪嫁婢女，出场时已是姨太太）、雪花、蔷薇、暗香、小喜儿、凤凰、金香、石竹等。
此外，许多家庭蓄婢还重视婢女能“取悦于人”的附加功能。主人在请客吃饭时，如果有美丽大方、举止得体的婢女在旁边服侍客人，就会让主人的宴请增色许多。因此，在蓄婢现象的普遍存在引导着富裕阶层的精致生活的同时，富裕阶层也在不断提高对婢女容貌方面的要求和标准，“常见作主母的，出门时必揣有美婢，偶有客来家，也必定有美婢奔走客前，所以北方有一句‘肥狗胖丫头’的话”[13]。蓄婢现象的存在，除因婢女有能够“取悦于人”的附加功能外，也是某人、某阶层情趣高低的象征或符号。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中，富商姚思安就曾指出，要享受真正的田园生活，身边一定要带个婢女伺候。
二、婢女来源
“说文解字‘奴’字下注云，‘奴婢皆古罪人’，‘婢’字下注云，‘女子卑者也’；《郑注·典礼》曰：‘婢之言卑也’。可见，古代的奴婢纯是罪人。”[14]“奴隶起源，盖自部落时代之俘虏，倔强者杀之，驯服者役焉”，或者是“犯罪人或其家属，剥夺良民资格，没入官为奴婢，周礼司属所谓‘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台’是也”。[15]“秦汉之代，天下凶荒，民多出赘子女，奴婢多由买卖而来，婢制更为之倡行，这时有官婢与私婢之分。魏晋六朝，因岁凶衣食无依乃鬻为奴婢豢养于豪富之家，其时奴婢皆视为私人财产，与耕牛等同。唐与五代，则有所谓良民贱民之分，贱民中又有永久、暂时之别。暂时者若随身，为有契约雇佣之奴仆；永久者则有奴婢、番户、杂户之不同，奴婢为贱民中之最下级。奴婢的来源除因罪没官外，有自贩卖而来者，则自粤、闽、川、黔、湘、贵诸地。豪强商贾，用奴婢市易或馈赠，朝廷以之为贡品，唐律中有‘奴婢贱人，律比畜产’。”[16]《清稗类钞》中有“古罪人之子女，从坐而没入官以给役使者，曰奴婢，后则价买而依主人之姓者亦曰奴，若给工值雇用者，则谓之雇工，然普通心目中，辄皆视之为奴。至于婢，则皆出价购之，鬻身以充役，非遣嫁，或转售，则终身不得出主人之门”[17]。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阶级分化也在加剧，“贫富悬隔，民已艰食，因岁凶衣食无依”[18]，贫苦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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