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朝野震动，就连曹操的部将们也多认为袁军强大难以抵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多年来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难成大事；另外，荀彧从“度、谋、武、德”四个方面分析了曹方获胜的可能性，也极大的鼓舞了曹操的信心，使其最终下决心以所能集中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对于官渡之战中曹、袁双方出动的会战兵力，历来就有争议，但《三国演义》中说曹方十五万、袁方七十万未免有些夸大，这主要是为了烘托战争的气氛，这是小说特有的写作方式，但通过多方记载来推测，曹、袁双方的兵力对比大概在1/5~1/3之间，袁方占据明显优势。针对兵力不足的缺点，为了争取态势上的主动，曹操进行了周密的战略部署。首先，大胆放弃了对于黄河南岸的全面防守，仅令于禁率步骑两千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黄河南岸）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快速渡河和长驱突袭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发起的进攻。其次，派遣臧霸率精兵自琅玡（今山东临沂北）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安（今山东沂水县）等地，利用其在青州的旧有影响力，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昌；并派钟繇等人持节镇抚关中，通过外交手段，拉拢雍、凉诸部，抵御袁绍，稳定左翼，以防袁绍凭借兵力优势开辟第二战场，夹击曹军。其三，命荀彧坐镇许昌，稳定后方，筹备粮草。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正当曹操忙于筹备对袁绍作战之时，刘备在徐州起兵反操，占领下邳，屯据沛县（今江苏沛县），并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进攻曹操。曹操为保持许昌与青、兖二州的联系，避免双线作战，于次年二月，果断兴师，亲率精兵东击刘备。刘备本来没有多少嫡系，所得兵马多是杀害徐州刺史车胄后得到的曹操的兵马，因此，在曹操的强大攻势下，根本没能形成什么战斗力，很快就崩溃了。曹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沛县，转而进攻下邳，迫降关羽。刘备见大势已去，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当曹、刘作战正酣之时，有人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但袁绍以儿子有病为辞拒绝采纳，致使曹操过于轻松地击败刘备回军官渡。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指挥家、军事理论家，精通兵法、深谙韬略，《三国演义》中对曹的人品多有非议，但对于其个人的作战指挥能力与风格还是给与了相当的肯定。从该书对于官渡之战的描写，我们便能够感觉到曹操是一个用兵很正的人，非常注重军队建设和临战应变，不似有些所谓的军事鬼才过分注重奇计妙策，酷爱行险搏杀。官渡之战中，曹操针对袁绍所制定和采取的军事策略，可谓是其军事生涯中最为闪亮的一笔。当时形势下，袁绍兵多而曹操兵少，千里黄河渡口极多，如分兵把守则防不胜防，不但难以阻止袁军南下，只会使自己本已处于劣势的兵力更加分散。故而，曹操采取“集中兵力、扼守要害”的方式，极力防止袁军发动突袭，为官渡主力的重点防御争取时间。黄河南岸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只有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昌北、东之屏障，是夺取许昌的要津和必争之地，曹操选择这里作为迎击袁绍的主战场，可谓“守其所必攻、以逸待劳”之举。加之，官渡之地靠近许昌，曹军便于补给，而曹操先前放弃的黄河天堑反成为袁军了运输粮草的巨大障碍，这个“先弃后取”的策略彰显了曹操过人的庙算能力。用人方面，曹操对于臧霸和钟繇两人的使用，充分考虑到此二人在青州和关中当地的影响力，借此联合地方势力共同抵挡袁绍，撑住了曹军的两翼，极大地支持了曹袁决战的正面战场，直至袁绍败回河北，也未能成功开辟出第二战场，致使袁军主力停滞于官渡之前，其固有的兵力优势没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曹操的知人善任由此可见一斑，孙子所提倡的“择人而任势”不过于此。另外，在官渡序曲中，曹操平定刘备叛乱的迅速与果敢和袁绍支援刘备的缓慢与迟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此二人的决策能力也就不言而喻了。正是曹操独到的指挥艺术才使得这场以少战多、本无太多悬念的战役充满了玄机，官渡上空疑云密布，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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