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术为人反复，往往言而无信，孙策怀恨在心，与其关系逐渐疏远。后来，丹阳尉朱治（曾任孙坚的校尉）见袁术政德不立、骄奢荒**，就劝孙策趁机收取江东诸郡、自立门户。于是，孙策进见袁术，表明要征伐江东，他日可作为袁术的羽翼。袁术知道孙策已对自己产生不满、不愿再留，但其认为，刘繇占据曲阿，王朗占据会稽，孙策未必能有什么作为，就做了个顺水人情，答应了孙策的请求，并表奏朝廷任命孙策为折冲校尉。孙策遂率父亲旧部和数百门客东进。一路上，不断有人来投，孙策的队伍不断扩大，周瑜等人也带来粮草作为资助。之后，孙策挥师渡江，连续出击，“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经过数年的努力，这位少年英雄终于击败了刘繇、王朗、严白虎等江东割据势力，平定了江南地区。曹操闻得此事，叹息道：“猘儿难与争锋也！”，遂将从弟曹仁的女儿许配孙策的弟弟孙匡，又让儿子曹彰娶了孙贲的女儿，借此拉拢孙策。
然而，天妒英才，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孙策轻装简从、出外打猎。期间，遭到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伏击，面颊中箭、创痛甚剧，自知不久于人世，便请来张昭等人，将其弟孙权立为江东之主，随后病逝，时年二十六岁。
《三国志》评论：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其修复汉帝陵之举，足见其忠义之心，出身行伍，却与董卓、公孙瓒等军阀迥然不同；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仅用了几年的时间，便开拓出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六郡之地，招揽了周瑜、太史慈等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为日后东吴开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孙坚、孙策这对父子确实是难得的人物、盖世的英杰，同时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以至于英年早逝、壮志难酬。这就是“自恃其勇、轻身犯险”。苏轼在《留侯论》中讲：“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也就是说，有志向的人，确实需要勇气和牺牲，而这种“舍身忘死”的精神应该用在刀刃上，平素间则必须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作为豪杰，须重其身，对于君主，更是如此。《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文中，司马谈在谈及道家哲学时，讲到道家“君人南面之术”的根本就在于“重身”，手段则是“无为”，强调“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讬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即君主必须将自身的安危放到“关乎国家兴衰、社稷存亡”的高度上加以重视，“君体欠佳、君位不稳”又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呢？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动荡就是鲜明的一例。东汉王朝，自中期的和帝起，皇帝多数夭折，继任者又多在幼年，根本没有实际执政的能力，只得依靠自己的母后临朝摄政、总揽全局。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摄政的太后不遗余力地扶植自己的父兄及其党羽，也就形成我们后世所说的“外戚势力”。另一方面，皇帝自幼长于深宫，势单力孤，生活起居均由宦官照管，故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人莫过于宦官。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其本该拥有的政治权力，解除外戚的威胁，自然而然地就会依靠自小为伴、关系密切的宦官群体，这也就是“宦官势力”形成的起因。加之，原有的士族势力（即官僚、儒生集团），此三者共同成为主导东汉中后期政治走向的三大势力集群。由于汉帝在位时间很短，伴随着君位的更迭，外戚、宦官和士族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日趋频繁、不断升级，时而兵戎相见，最终导致了“黄巾之乱”、“十常侍之乱”与“董卓之乱”这三场大变乱，致使长达四百余年的刘汉政权土崩瓦解。因此，在一个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君主作为国家政治军事体制的核心，其才能的高低与健康的好坏不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关乎着社稷气运、王朝兴衰的首要命题。
孙坚与孙策父子虽然文武双全、才智过人，但是性格过于“轻浮草率”，缺乏“隐忍持重”的君主气质，故终其一生也只能够成为一代名将、一方诸侯。经过风雨洗礼后的东吴六郡还要静静地等待，等待着它真正主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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