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朝中后期海禁的开放和近两百年的和平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
由于经济的发展使人民更加富裕，追求生活享受不再为最高统治者所专有。
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社会变得富有，更多的人民可以追求生活享受；另一方面，扩大社会消费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原来建立在短缺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主张灭人欲的伪道学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主张建立以承认一定程度上人的合理欲望为基础的新道德开始成为明末一些官僚的共识。
与商品经济发展相关联，传统的以君主为中心的“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也不适应经济的变化，一些基于人本主义的个性解放思潮开始出现。
由于伪道学越来越不为文人所接受，在传统框架下的治学开始变得越来越空洞务虚，一些文人开始提倡实学致用的治学观以改变治学风气，东林书院的出现及主张正是符合了这种时代要求。
由于社会道德观开始变化，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伪道学变得越来越空洞，官僚集团道德水平急剧下滑，专制制度又不能提供有效的监督机制，政治腐败蔓延。
对政治制度开始反思的思潮出现，有识之士提出，皇权是万恶之源。
社会思潮的撞击反映在政治上表现为“党争”，明末的“党争”与以前的朝代不同，基本上还能只基于政见的不同，基本能遵守政治规则，似乎有了现代政党政治的雏形。
由于社会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官僚集团，使皇帝总感觉正直的官员和他不一条心，所以明末阉患严重（即使是打倒魏忠贤得崇祯在执政以后不久也重用宦官），宦官成了皇帝逃避权力被官员限制的牺牲品，这使明末的政治更加腐败。
明末的政治腐败和道德败坏，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统治者的无能和荒**所至，它是原有的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上的专制制度和道德体系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但新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体系还不能迅速建立起来的缘故，表现为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甚至经济发展本身就是腐败的原因），社会道德水平急剧下降。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过程，2000年的专制制度和维护它的伪道学遇到了历史性挑战。
明朝的灭亡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明朝统治者逆社会发展方向而动的结果，实际上明朝的专制比她以前的朝代都严重，因中国离西方较远难以获得西方的思想和制度模式资源也是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游牧民族强大的军事外压明朝是否能成功转型也只好留给社会和历史学家去回答了。
因为商品经济和皇权专制制度水火不容，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很少有不“抑商”的，唯一不“抑商”的宋代同时也是专制程度最轻和相权最大的朝代。
专制统治者除了在经济政策上“抑商”以外，还不断加强思想控制，汉武帝就是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巩固了皇权专制制度，明初的统治者利用元代完善起来的程朱理学来作为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工具。
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只要经过足够的和平发展时间，总会形成对皇权专制制度足够的挑战，而使专制制度逐步松动退化，直至实现对皇权的制度性制约的。
但是这时薛要时间的，可北方的游牧民族从来不给中原汉家王朝超过100年的和平，这使中原汉家王朝根本无法承受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动荡，几乎所有的汉家王朝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亡于游牧民族入侵。
其次，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首先取决于社会财富积累程度，只有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城市商品经济才有可能成为主流的生产方式，通过诱发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系列蜕变对皇权专制制度发出历史性挑战。
每次游牧民族的入侵都必然发生大规模的抢劫杀人而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流失，使整个社会变得贫穷，自然经济重新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传统的皇权专制制度又变得适合生产方式了，结果是入侵的游牧民族要么汉化，要么用汉族的制度统治汉人（美其名曰“被同化”），社会又重新出现“大治”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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