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海盗与西方的海盗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被动的反叛者，后者是主动的进取者。
所以，中国海盗长久以来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成为政府欲剿之而后快的阶层，而西方的海盗却常常带着英雄般的神秘色彩，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明朝海禁政策中的中国海盗更是遭到了政府的极力镇压，而在镇压的过程中，政府不仅耗费了极大的国力，甚至还和西方人合作剿灭海盗。
这或许平息了沿海的海患，但是却也同时为西方人的进入扫平了最后一道障碍。
远的不说单说李旦，在日本他是华侨首领，可是在明朝眼里他就是海盗头子，而且是最大的海盗头子，因为明朝的海洋政策是以“寸板不得下海”的高压海禁政策，这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只有将沿海数以百万计，依海为生的民众逼上梁山。
违禁者自然也就被称为盗了或者是匪了。
郑和去世之后，海盗问题成为明朝沿海最严重的问题，并且一直使用加强海禁的剿灭办法。
明朝著名的大海盗王直在郑和的船队告别海洋几十年后得以横行海上，王直本是名徽商，走私买卖起家。
在海上王直拥有一支几乎堪和郑和船队相比的庞大海盗舰队——“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南、江南北、海滨数千里同时告警”。
明朝的海防军队根本不敢与其正面交锋，而王直得以占据舟山，并自称“净海王”。
王直并不是以抢劫民众财物为生的海盗，他实际上是以兵养商的海盗，所以得到了沿海商民的支持。
王直虽然是个海盗，但是在明朝中期的中外交通史上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他不仅与葡萄牙商人有来往，而且还遏制了日本人在中国沿海的势力。
日本商人在运送货物到中国时常常委托他为经纪人，王直在某种程度上为明朝的海禁政策作出了贡献，他也藉此请求政府开放海市，但不仅遭到了严厉的拒绝，而且还受到了官军的围剿。
最后他的安徽同乡闽浙总督胡宗宪去徽州拘捕了他的母亲和妻女，并欺骗他朝廷同意解除海禁开市通商。
王直归降后被杀害，而当时很多人为其鸣不平。
而王直临死前的预言：“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在他死后也立刻应验，倭寇没有了王直这支海上力量的威胁开始大量的侵犯明朝沿海，随后才有了戚继光抗倭的事，这完全是明朝错误的海防政策导致自毁长城。
李旦是王直的义子继承了王直的一部分海上力量，但是远没有王直当初在海上那么嚣张，而郑芝龙成为李旦义子后却直追乃“祖”王直，在海上大肆的扩充力量，并且包揽从日本、吕宋、越南到中原的海上贸易，随后经营闽粤，战略重点转移，这与朝鲜的贸易航线并无多大冲突，但是若不是他转移阵地或许真的会成为我们的商业对手。
但即使是这样一旦此时的郑芝龙腾出手来，难免还会形成竞争，倒时我的货物无法南下就不是好事了，钱是赚不完的，我自然也不必吝啬这一些，重要的是笼络住郑氏集团，控制东南沿海，为下一步收复台湾做准备，没有郑氏的帮忙想靠自己的力量收复台湾谈何容易，光是漫长的航线，巨大的补给量就足以拖垮朝鲜刚刚起步的经济。
明朝中国海盗基本上都秉持着自己的商业道义，并不劫掠民众财富，这与倭寇有着很大的不同。
当然了在明朝海盗中，也有很多沿海居民和倭寇勾结或者直接打着倭寇的旗号劫掠百姓财富，像这时的毛文龙就是这样的家伙，他和尚可喜之辈都是一群流氓无产者，不像郑芝龙这样出身于海盗世家，能够认识到海上经商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绝对要比单纯的劫掠好上很多倍，所以从另一个层面上讲，这时中国海盗算是盗亦有道。
因此牺牲一艘伊丽莎白级也就情有可原了，能结交到郑氏才是最大的收获。
就在我为此事还沾沾自喜的时候，阿巴亥铁青着脸走进了书房。
“怎么了？”看她这副神色我疑惑的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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