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生命觉醒之后的惊慌哀痛，被魏晋文士历史地承接下来。而且，由于社会的离乱和政坛的血腥，更加深了他们对生命的体认。汉末魏初，军阀混战不已，生命犹如草芥。南征北战的曹操就感慨:“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全三国文·军憔令》）[9]建安时代的文士们，大多生于乱世长于军中，亲历生命毁灭的惨烈，震撼于人类生命的脆弱。他们的诗歌表现出比《古诗十九首》更为浓烈的忧生之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lou，去日苦多”（曹操《短行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lou唏。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曹植《赠白马王彪》）。“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为称百年寿，谁能应此录。低昂倏忽去，炯若风中烛”（陈琳《室思诗》）。“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之八十二）。[10]如果说汉末文人用“忽”、“寄”、“尘”等字眼，表达他们的生命短促之感。那么，建安诗人则用“朝lou”、“影响”、“风烛”等语词，反映出生命的极端脆弱。兵祸之外，疫病数起，士人雕落，王粲等一批文士就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次瘟疫,建安七子损失其四。中原一带，家家有伏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声。另一方面，政坛日益险恶，政权频繁更替，而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都伴随着血腥屠杀。司马氏夺权前后屠杀了曹爽、夏侯玄、何宴等数千士人，造成“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卷四十九《阮籍传》）[3]的恐怖局面。据冉昭德先生统计，《文选》中有三十四位作家被砍头，占其全体作家（130人）的四分之一强。《世说新语》中出现“哭”、“泣”、“亡”、“死”等字总计一百四十四次之多，可见血腥恐怖的现实给魏晋文士造成的心灵伤痛。而当文士们面对自己活生生的同伴转瞬间人头落地的残酷现实时，他们就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助，甚至产生灾难可能随时降临自己头上的恐怖心理。“常恐天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言志诗》)，“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之三十三），这是魏晋文士恐怖心理和性命之忧的直接表白。
经历了生命意识的觉悟、生命脆弱的体认和朝不保夕的惊恐，魏晋文士终于明白，任何精深理论都阻挡不住死亡的脚步，任何高远目标也替代不了死亡的结局。因而，魏晋文士在自全心态作用下，表现出远祸全身的智慧和自觉。罗宗强教授以竹林名士向秀为例，分析指出：“向秀入洛所带来的一种心理倾向，便是不婴事务，依阿无心。如果说，在向秀这是一种心路历程的艰苦转变的话，那么晋国始建之后名士群体的依阿无心以求自全，则是一种自觉地选择。”[11]沉醉于酒、疏远世事以远祸全身，就是魏晋文士觉醒后保护生命长度的智慧选择。“本有济世志”的阮籍，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多次因酒避祸，“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对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卷四十九《阮籍传》）。[3]可以说，阮籍是借酒韬晦全身最为成功的。其他士人以酒为盾，溺酒求全者亦不少见，大将军王敦很赏识阮裕并召为主薄，但阮裕看出了王敦不甘为人臣的野心，便终日沉溺于杯中之物以疏远王敦。后来，很多人都因王敦叛乱死于刀锯之下，而阮裕却保全了性命。东南士大夫顾荣“恒虑祸及”，选择“终日昏酣”（卷六十八《顾荣传》)。[3]刚肠嫉恶的嵇康甚至以“就不得远，取醉为佳”作为处世秘诀，写进《家诫》[12]传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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