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晋文士来说，醉酒避世以远祸全身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其中奥秘正如陶潜所言“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杂诗》）。南朝沈约对此就看得十分真切：“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全梁文·七贤论》）[9]南宋叶梦得也评论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俱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13]《世说新语》那句“酒正使人人自远”（《任诞》之三十五）更是精深，“远”就是粗远世故，粗远世故就是远离人祸，从而实现保护生命长度的目的。
二、“不醉无归来，明灯以继夕”——饮酒行乐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
死对于生其实是一种有效教育。“对于有限的意识来说，死亡意识是本质的，因为此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死亡那样迫使人意识到他的限度，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死亡那样提高人对实存的投入的必要性的认识”。[14]魏晋文士在对“死”的震骇之余，把质疑和追问的目光投向了“生”，心态也由忧生转化为贵生，进而把人生短暂与行乐纵欲联系起来：“何天地之悠长，悼人生之短浅。思纵欲以求欢，苟抑沈以避免”（夏侯淳《怀思赋》）。正是有了这种转变，魏晋文士在追求生命长度的同时又追求生命的密度，即在长度有限的生命过程中，追求浓烈的享受和充分的满足，以密集的享乐消减死亡之痛和生存之苦，导致享乐主义蔓延。曹丕说：“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酒，炙肥牛”（《艳歌何尝行》）。曹植也宣称“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厄，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全三国文·与吴质书》）[9]托名列御寇的伪作《列子》又作了进一步阐发，“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逞死后”（卷七《杨朱》篇）。[15]这一套言论，反映了魏晋文士的思想律动，也为他们纵酒肆欲提供了理论依据。
纵酒是魏晋文士肆欲享乐的典型行为。古人认为，“酒，天下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卷二十四《食货志》）。[16]酒是粮食的精华，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酒无疑就是奢侈品。酒既是魏晋士人享受物欲的首选对象，又是他们享乐人生的特殊介质。曹魏邺下集团就经常置酒高殿，大宴宾客，并热情歌咏：“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刻。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阮瑀《公宴诗》）。“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刘桢《公宴诗》）。“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合坐同所乐……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王粲《公宴诗》）。在歌唱享乐的声音中，曹植的调门最高，“公子爱敬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曹植《公宴诗》）。“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曹植《名都篇》）。可见，邺下文士生活弥漫着纵酒作乐的浓郁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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