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士在纵酒行乐中流lou出两种心态：一方面，为增加生命享受的密度，他们纵情饮酒，不顾一切。比如：曹丕“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曹植“取乐今日，逞恤其它”（《闺情诗》），应璩“斗酒当为乐，无为待来兹”（《百一诗》）。如果说曹氏兄弟及邺下文士的纵情饮酒，表现了他们对人生享乐的非理性追求，毕卓等人的举动则反映出他们把饮酒享乐视为人生的全部，似乎人生就是为了饮酒。毕史部“常饮酒废职”，竟至于醉后“盗饮”为人所缚，还发出“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卷四十九《毕卓传》）[3]惊俗之语。刘伶则是“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而埋。’”（卷四十九《刘伶传》）［3］他们追求享乐的极致，“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乐，力惫而不得肆于色，不惶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杨朱》篇）；[15]另一方面，他们在肆意享受生的欢乐的时候也难以逃出死亡的阴影，所以，他们肆欲极乐也掩盖不住生命之忧。曹植的《野田黄雀行》突出表现了这种复杂感受：“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美酒佳肴，妙乐靓女，这些奢侈品都是为了增加生命之乐，然而纵情享乐并不能阻止死亡的逼近。相反，肆欲之乐更反衬出人生之苦。因而，魏晋文士始终不能走出忧惧、享乐、更忧惧、再享乐的心理循环。所以，正始之后的文士生活进一步出现奢靡之风也就不难理解。《晋书·任恺传》载:“初，何韵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尽四方珍撰，恺乃逾之，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卷四十五）[3]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这样描述道:“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lou首袒体。盛务唯在擂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逾绮糯纵挎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墩野。”[17]字里行间，流lou出对这种肆欲享乐行为的惊诧。《世说新语》也记载了魏晋士人奢靡之风：人乳饮豚、炊薪雕花、蜡烛烧饭、丽女侍厕、**纵酒、人猪共饮,等等，为了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竞相做出骇人之举。
不难看出，魏晋士人追求享乐是何等急切和浓烈！然而，在嗜酒行乐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生命无助的莫大恐惧。痛苦的觉醒陡然间转化为觉醒的痛苦。脆弱的生命难以自握，死亡阴影盘踞于心，只有以大密度的享乐来消减或转移生命的哀痛。而传统士人安身立命的功名思想，此时几乎荡然无存。“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之二十），[5]“宁得醇酒消肠，不与日月齐光”（张华《闾里为消肠酒歌》），[10]这就是魏晋文士新的人生宣言。抛弃了功名的包袱，魏晋文士就如饥似渴的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以弥补生命目标和意义的缺失。如果说汉末文人只是发出“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8]的慨叹，魏晋的文士们则迈出了“不醉无归来，明灯以继夕”（曹植《当车己驾行》）的步伐。魏晋文士就在纵酒肆欲、加大享受密度的放达行为中，表现出对生命过程的体认、眷恋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质疑和探寻。
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体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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