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对欧洲艺术史、基督教教派史、耶稣后裔传说等的充分利用，如果没有这些西方人非常熟悉的内容，《达·芬奇密码》很可能就不会吸引那么多的读者了。再如埃拉·雷文的《罗斯·玛丽的婴儿》，如果没有西方宗教传统中的魔鬼撒旦在人间播种后裔的传说，这本恐怖经典的魅力也会大打折扣。还有西班牙早期恐怖电影的杰作《第二个名字》，其中人间罪恶的产生居然是依据《圣经·旧约》中关于亚伯拉罕向上帝献祭儿子以撒的故事。在《旧约》那段记载中，亚伯拉罕正准备杀了以撒、祭献上帝的时候，上帝的使者阻止了他，他就用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但是，当他下山时，《旧约》只写到他回去了，而没有提到以撒。于是，一个历史很长的隐秘教派，就认为以撒一定是被献给了上帝，凡信教者都必须把家里的头生子（无论男女）杀死，献给上帝。另外，像拥有美国恐怖小说大王之称的斯蒂芬·金，他的每一部小说中的恐怖元素又何尝不是植根在美国本土神秘文化呢？
所以，当众多的中国恐怖小说的写手们跟在外国恐怖小说作家们身后，亦步亦趋地模仿、抄袭、编造了许多没有根基的“密码”或“斯蒂芬·金”式的血腥恐怖故事的时候，李西闽却保持着一个优秀作家的清醒。他一方面对西方的恐怖小说大家心存敬意，学习他们严谨的写作精神，一方面决心用真正属于自己的恐怖作品与他们PK到底。就像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的宣言：“我不会模仿他们的作品，我要写成我的风格。”“我更加强调中国本土的文化心理恐惧，我就是要写有中国特色的恐怖小说。”
当然，要创造中国特色的恐怖小说，并不是简单搬用几个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或是从《聊斋》里窃取几只鬼怪、狐精就能成功的。即便是再本土化的恐怖元素，也只有跟我们生存现实中的恐惧联系在一起，才能成为有效的恐怖。我一直非常喜欢李西闽的处女恐怖小说《蛊之女》，就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
当初，李西闽萌生写恐怖小说念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素材就是他的故乡闽西和南方很多地方盛传的蛊的传说。但是，他没有简单地去渲染蛊毒的威力，而是把传说中的放蛊与现代都市生活结合在了一起。他要全力挖掘的是，在充满着丑恶行为的都市里，欺凌弱者、玩弄女性的骄横之徒面对蛊毒时的恐惧心理。在他的另一部小说《尖叫》中，他更是把中国民间的恐怖文化元素与现代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恐惧挂上了钩。一个到乡村度假的女护士遇见一次迁坟，当从地下挖出的棺材打开时，她看见一只绿色的蚂蚱跳了出来。结果，当她回到危机四伏的城市后，噩梦不断，莫名其妙的死亡事件亦真亦幻地不断出现。而这个护士在精神上则是一个厌倦了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城市生活，每天都被四处潜在的危险折磨得恐惧不安的人。
不过，李西闽在《血钞票》、《拾灵者》、《黑灵之舞》等作品中，把他对恐怖小说的追求推进得更远了。他的故乡闽西给他提供的神秘、灵异的恐怖元素，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越来越只是承担着表现主题的象征性意象的作用。他越来越把写作重点放在了书写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内心恐惧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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