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体制的变革与政党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直接相关，如果构建政党体制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那么政党体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研究西欧政党体制的文献中，大多强调社会分化在构建政党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李普塞特和罗坎提出，西欧不同政党体制的主要差别反映了社会分化的不同结构，不同的社会群体支持不同的政党，当这种政党支持和认同稳定下来，政党体制也初步形成并保持稳定。构建了政党体制基础的主要社会分化有四种即宗教、阶级、中心—边缘关系以及城市—农村关系。一方面，大量的跟随者继承和发展社会分化的研究视角，有学者关注阶级、宗教、教育、地域和民族等社会属性对政党偏好和投票行为的影响，认为这些社会分化决定了政党体制的形态。也有学者认为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分化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分化即政治分化构建了政党体制，还有学者把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对社会分化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和修正。英格尔哈特(Inglehart)认为，越来越多的公民投票所依据的不是物质生活质量或者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社会分化研究方法解释投票行为的能力正在下降。基西海默尔的研究发现，政党本质上正日益成为包容一切的政党，也就是说党没有严格限定的社会基础，支持者也不再严格局限在固定的社会阶层。
（2）从上至下塑造或改变政党体制
斯考特•梅恩瓦宁在考察了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政党体制的变化后，发现第三波民主过程中存在从上至下塑造或改变政党体制的力量，即国家和政治精英拥有重塑或改变政党体制的能力。除了社会分化研究方法之外，理解政党体制形成或变革的另一个主要方法是唐斯提出的空间分层模型，空间分层模型理论主要政党体制是按照选民的偏好分配形成的，选民选择与他们的立场最接近的政党候选人，这一理论强调社会特别是选民的偏好分配及其变化影响着政党体制及其变化。无论是社会分层，还是空间模型，都是强调塑造政党体制的力量来自下层，是从下至上塑造或改变了政党体制。他认为，影响第三波民主国家政党体制形成的力量更多的来自上层，而不是来自下层。在第一波民主化时期，威权主义的领导人几乎没有机会压制旧的政党体制并创造新的体制，而在第三波民主化时期，国家和政治精英最深刻地重塑政党体制。国家可以从几个方面来重塑政党体制，它们能够取消或者禁止政党和政党体制，有时会产生长期影响。或者由于被禁止或取消，或者由于长期没有竞争性选举，以前重要的政党可能就此沉沦，而新的政党或者把握权力的政党则会获得新的机会。国家领导人能够从上而下地创建政党，并且利用公共资源来进行党的建设并且建立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领导人也能够制定选举法和政党法，来影响候选人名单，进而改变原有的政党体制。李普塞特也发现，在新的民主政体中，政治精英可能对政党的本质有严重影响：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如后革命时期的美国那样；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如后革命时期的法国和19世纪的拉丁美洲，以深刻的分化为基础的强政党体制演进的原因不仅有现有的社会分化情况，还是精英行为和历史的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1.3 政党体制变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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