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前我国的政治参与存在着参与趋势的扩大化和参与制度化滞后的矛盾。政治参与本身具有重要价值，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政治参与有益于公民了解政治过程，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使政府更能负起责任来。但政治参与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对政治发展有益。因为政治参与的急剧增长会引起政治不稳定。政治参与的广泛性会产生意见的分歧，尤其在制度化程度不高的国家，过分广泛的政治参与容易使政府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导致政治的不稳定。政治参与发展的困境就在于它与政治稳定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遇到的普遍问题。根据各种的政治实践，在解决这一矛盾时主要形成技术主义模式和平民主义模式两种发展战略。技术主义模式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暂时牺牲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一切以实现经济的增长为目的。在这一模式下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压制了人们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分配不公的扩大，在很多国家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动荡。而平民主义的发展模式，注意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的公平。但是经济增长却放慢了，众多的群体都参与分配一个增长缓慢的经济馅饼，从而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政治上的稳定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可以看出，两种模式都将其强调的价值推向极端，从而都引起了一系列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中基本上采取了近似于技术主义的模式。因为过去社会不平等还很不明显，民众的参与要求还不迫切，而经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因此我国强调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而放缓了对政治参与的推动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已经难以抑制，这一模式已经很难持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采取平民主义模式，因为我们还没有为人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做好充分的准备，贸然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危及政治社会稳定，还极有可能葬送整个现代化进程。就我国而言就是要综合运用这两种模式，走二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我国政治参与发展的路径选择既不是压制参与，也不是放纵参与，而是要引导人们进行有限政治参与。所谓有限政治参与就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化的现状，有限度的引导人们进行政治参与。它一方面要求努力探索扩大政治参与的渠道，把现在的个体的、无序的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之中，逐步满足人们的参与要求；另一方面我们要求加强对政治参与的领导和控制，不能无限制的迎合人们的参与要求，要在保证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发展人们
的政治参与。
二、我国政党制度是实现有限政治参与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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