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建构中国特色廉政制度体系
何增科
何增科 政治学博士，研究员，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后导师，中央编译局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兼职研究员，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子课题首席专家。
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自秦汉以来，我国历代封建君主为保证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均采取过种种反腐倡廉的措施。这些措施概括起来有以下七种：
第一，倡节俭，戒奢侈，少兴作，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各朝代的创业君主或中兴君主，往往身体力行，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实行少兴土木、少事更张的“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其目的在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改善其生活状况，从而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例如在西汉“文景之治”（公元前179—141）时期，汉文帝和汉景帝率先垂范，保持勤俭的生活方式。史载，文帝曾欲作露台，后得知需费百金，遂罢之。在他们的带动下，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清廉自守、不置私产的廉吏，如李广、周仁等。“文景之治”的出现，与从君主到百官节俭自持、为政简易、轻徭薄赋有很大关系。
第二，设立谏官系统，鼓励规谏。有远见的封建君主为了确保决策不致出现重大失误，往往鼓励臣下指出自己的过失并提出忠告或建议，为此许多朝代都设有专门的谏官系统（如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官职）。他们的任务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在君主鼓励规谏善于纳谏情况下，谏官系统及其他大臣的劝谏在“匡正君失”方面确能发挥一定作用。唐太宗是最典型的从善如流的君主。他曾说道：“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得行好事。”（《资治通鉴》卷一九四）正是在魏征劝谏下，唐太宗取消了去泰山封禅这一劳民伤财之举。
第三，建立监察制度，加强廉政监察。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正式形成时期，随后历代君主都不断对这一制度加以补充完善，并强化监察机关的职能。设立监察机关的目的是纠举百官，整肃吏治。在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中，正式把“吏不廉”“倍（背）公向私”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自汉代以后在监察机关的“六条问事”（六项职责）中，反贪防贪成为一项重要职责。在朝廷重视廉政的时候，监察机关往往能发挥其作用。例如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为了考察地方官的廉能实绩，定期派遣御史分赴各地巡视察访，据实上奏，如发现官员“不贤，当速去之”（《明史·本纪六》。监察机关在整肃吏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反腐败立法工作，一些王朝还制定了反腐败的专项法律法规，如秦朝的《为吏之道》、汉代的《上计律》、唐律中的《职律》、明朝的《明大诰》等。古代反腐败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刑治贪，如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要弃市、绞、大辟、枭首、剥皮等。在惩治贪官污吏方面明太祖朱元璋手段最为严厉，态度尤为坚决。对贪撰之官轻则充军，重则凌迟处死，贪赃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洪武年问因贪获罪者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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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