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农工党川北游击队的革命经历
谢震
我的父亲是小学教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江县柏树乡的联保主任。虽然他不是国民党员，但是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和蒋介石的绝对服从者。日本投降后，他由于与地方绅士不和而下了台，这时我的大哥已到外县去当职员了。而我是中江县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和弟弟在假期中一接触我的父亲，就会听见他说：国事莫为呀、民生凋敝呀、政令失和呀、有失众和呀、同室操戈呀、自相残杀呀……在我父亲这位愤世嫉俗的老人面前，我感到家庭生活困苦，加以由小康之家落入贫困，我走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1947年暑期，我到三台县后北街去当家庭教师。当时物价飞涨，学生毕业就是失业，青年学生中形成一种自发的反抗情绪，“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一类的民谚越来越多。
1947年，敬文温、彭大元两人介绍我认识了民主同盟盟员、中共党员李代斌（仲达），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向我宣传革命，我们四人由于有共同的理想抱负，自然也就有浓厚的感情了，接受李代斌的指引，我组织50个失学失业青年，等待统一行动的使命。我在中江的中心、龙台镇、柏树小学，三台县的白店子建立了四个点，共计100多人。1948年，李代斌在剑阁失踪后，彭大元认识了农工党中央委员、中共党员罗任一，加入了农工党。彭大元回中江时，带来《中华论坛》以及纪念邓演达的一些文献，叫我们学习；并介绍农工党的政治宗旨及罗任一的身份，动员我和敬文温参加农工党。经彭大元向罗任一汇报，批准我和敬文温为预备党员，并把原来联系的群众和青年学生用“起民社”的名义统一组织起来，作为发展党员的桥梁。后来“起民社”社员就是本党川北地下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员。
1949年春，罗任一认为川北有了基础，亲自来中江、三台两地发展组织。为了保卫罗任一的安全，彭大元叫我去弄两支手枪，于是我把父亲掌握的两支手枪偷出来，交彭大元使用。
后来我宣誓正式加入农工党，罗任一亲手拟定入党誓词：“我誓愿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接受并完成组织赋予的工作任务。”原来的预备党员都与我同时履行了正式入党手续，有敬文温、向春海、杨克己、何树人、秦延道、许育年、黄绍远、王开丙、向同升、向理标、魏鹤岑、徐既明、秦国安、谢震、石希贤等20多人，成立了农工党川北支部，在罗任一的指导下，选出了党务执行委员：彭大元、杨克己、敬文温、谢震、何树人、向春海。敬文温、彭大元为主任委员，我负责青年工作，协助组织工作，实际上一切情报、联络等都由两个主任委员叫我去完成的。
为了接待我们所联系的群众，我从龙台镇中街高胜茂（起民社社员）那里拿来200个茶碗，与刘成华（成华大学刚毕业）合伙在柏树荣龙港开了一个小茶馆，我们在这里工作，一是接待群众，二是搜集情报。后因走漏了风声，茶馆不是久留之地，于是由谢与久介绍我到三台上新巍顶小学去代课。
1949年6月，川北农学院招生，我到三台县投考，后被录取在先修班。我向罗任一汇报说：“我将要到校学习，暂时放弃农村的党务活动。”罗任一答复我说：“我们加以研究，过几天来决定。”后来罗任一说：“这个学校是徐堪私人投资办的
，收的学费很高，师资又缺乏。”他劝我不要上学，继续在农村工作，等四川解放后，保送我上更好的大学，公费学习。当时我觉得几担米的学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于是我把强烈的求知欲望暂时压下来，把希望寄托在解放后。7月底，在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川北农民自卫军”，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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