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瑾听得很认真，确认对方果然中招，一板一眼全盘照抄了汉儒所公认的相关解释，他就知道自己稳了：
“谁说《公羊传》里有这么定义过‘德’？你刚才所引用的，明明是孝武帝时、公孙弘钻研《公羊传》所留下的注，乃公孙弘的个人解读，并非战国时公羊高的本意。
这种解读，虽说不上全错，但明显混淆杂糅，不辨本末。我且问你，《公孙弘书》中，为《公羊传》注释‘统一天下之德’时，是否有引用《孟子·梁惠王上》里，孟子对‘一天下之德’的观点？”
祢衡一愣，总觉得有阴谋，但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他只能立刻回答：“当然有。”
《孟子》在汉儒中的地位不是很高，仅仅是十三经之一。但公孙弘和董仲舒，当年在论证“有德者居之”的“德”时，还是引用了孟子的，事实不容否认。
诸葛瑾继续下套：“孟子见梁惠王，淬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天下莫不与也……”
诸葛瑾先稍微引用了几句争议经文，然后单刀直入：“由此可见，孟子原意中，那种能让‘天下莫不与也’的德政，并非‘一天下’本身，而是‘定天下’。
梁惠王和孟子一开始求索的，也是‘定天下’，孟子回答的‘一天下’，只是定天下的手段。手段和目的必须分清楚，不能混淆！
当你可以定天下时，那么天下自然莫不与也，天下人都会心悦诚服接受这个给他们带来安定日子的统治者，这便是‘天下有德者居之’的‘德’之所在！
而什么是定天下？就是让天下人比春秋战国纷乱五百年时，少当兵、少打仗、少服徭役，少纳粮，让天下百姓少内耗，过上好日子，这才叫‘定天下’！
统一天下，只是实现‘让华夏不打内战’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当时有识之士都知道，只要不统一，内战就永远不会结束。但光做到了这一点还不够。
秦如果要有德，其统治者就该看到，他们实施的政策，只是为了一天下的手段。一完之后，就应该轻徭薄赋，让百姓切实比战国之世少纳粮，少服役，少当兵。如果一完之后，服役的比例、纳税的比例还跟大乱之世一样高，那就是‘只一而未定’，舍本逐末。
所以，‘一天下’或许秦始皇已经完成了，但‘定天下’之德，却是到了本朝孝文皇帝时，正式十五税一、废除肉刑、从国法层面核轻徭役兵役，才算是真正实现。
尔辈腐儒，曲解先圣，妄称明德，却连目标和手段都区分不清，实在贻笑大方！
正如你需要排泄才能活下来，但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排泄！”
诸葛瑾一番话，如孟子一般沛然，驳斥得祢衡完全无法招架。
偏偏诸葛瑾的话语，有先圣作为依据，哪怕《孟子》整本书的地位如今还不高，但《梁惠王上》里那几句话，确实是《公羊传注》和《春秋繁露》自己就引过的，汉儒不能否认。
而且诸葛瑾的论证，还充满了进步的人文关怀，是后世公认的道理，他只是提前一千多年拿出来装了个逼而已。
在后世儒家升级后的价值观里，统一天下仍然重要，但必须认清，统一天下是让天下安定的手段。最核心的“德”，还是要让人民获得好处，给人民减负。
如果短暂统一后，直到这个政权灭亡，都没让人民减负，没让人民得到好处。
不打内战省下来的钱粮人力，并没有花在人民头上，只是拿来更好地供养独夫。那么这就不属于“有德后又失德”，而是“自始无德”。
结束内战后省下来的钱粮劳力，在花到人民头上的那一刻起，才算是“德之始也”。
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而之所以后世有这样的进步思想，就是因为南北朝末期，以及五代十国，有太多“虽然短暂统一，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的政权。
后世长期大统一王朝要跟这些短命朝代做个区分，一代代仁人志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从韩愈到王安石司马光，到朱熹陆九渊，这些人虽然人品未必都好，但是他们在一代代拔高《孟子》地位、强调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把这个哲学问题给论证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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