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插一句，其实陈肇兴办学堂完全可以不用请例如刘元卿这样的大学者，他自己凭借白莲圣子的威望，办学在白莲领地内是水到渠成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请一下刘元卿，甚至仅仅是让刘元卿指派个书院先生应付一下也好？
这就涉及到在明代，书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在现代人看来，书院，不就是学校嘛，学校的功能就是教书育人，哪有什么复杂的？
但是明代可不一样，书院，一方面确实行使学校的功能，另一方面，书院是在野政治势力的主要活动场所，甚至可以说，书院就是在野政治势力的象征，是知识分子聚集，议论朝政，拉帮结派，发表政治见解，影响朝政的场所。
后世久负盛名的在野势力东林党，主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就是东林书院。
而以刘元卿为首的复礼书院，就是当今王阳明学派的重要阵地，如果能获得刘元卿的办学支持，这意味着陈肇所办的学院地区，获得了某种自治性的可能。
明代的历代帝王对学院的态度很复杂，也很微妙，一方面来说，帝王希望书院能够帮助朝廷培养更多知书达理、贤明正值的文人，而且书院的自治性很强，不花朝廷的一分一毛，充分发挥其治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帝王又不希望书院形成在野政治势力，这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定，帝王非常清楚，一旦学院的名气大了，学院的威望会直接盖过地方官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像刘元卿这种级别的，地方官别说拿他怎么样了，连刘元卿的一根屁股毛都摸不到，这样一位桃李遍天下的大文人，谁知道他朝中有多少同乡和同学？
谁知道他的某位学生正在什么地方做官？
复礼书院的所在地，老百姓有什么事情都是往书院里面跑，找这些学者解决问题，商人要想获得当地的市场认可，那就得去赞助书院，这甚至比贿赂地方官员更加有用，刘元卿的书院，是当地实质上的政治权力中心之一。
老百姓之所以支持书院，一来是书院教书育人，给老百姓提供了阶级跃升的渠道，二来书院相比较地方政权，更加注重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地方政府若是胆敢欺压当地百姓，藏龙卧虎的书院马上就会对地方官员施压，他们的能量是可以直达天听的，书院自然会获得老百姓的支持。
因此，如果陈肇能沾上刘元卿的名号开办学院，就能让地方的官员势力不敢对他乱来。
把话题拉回到高拱与张居正。
现在掌权的是李太后，宦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李太后如何与身为男人的文臣高拱如此接近？
李太后只能通过万历和司礼监掌控朝野，所以高拱打压太监冯保等于同在打李太后的手足。
所以说，高拱的最根本问题是，他没有看清楚中华帝制的三元分立的必然性，他企图在朝廷中构成二元结构——皇权与文官的对立，完全排除宦官，这显然是天方夜谭。
而更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张居正完全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他跟与皇家最近的大太监冯保联手，跟冯保分享权力，冯保在李太后面前力挺张居正，对抗高拱，就等于力挺自己，高拱等于将王炸亲手推到了对手的手牌中。
而且高拱说话太直白，这种人在陈肇手下反而会得到陈肇的重视，因为“直白的说真话”是陈肇非常看重的品质，一群谜语人执政必然会导致整个政权体制中充满潜规则和厚黑官场话，这会导致行政效率降低，腐败滋生，明争暗斗，拉帮结派，也不能说是导致，官场厚黑学会让这些问题深深的藏在体制的最深处，让政治体制丧失自我批判、刀刃向内的能力。
这时候全天下都知道年仅十岁的万历不能执政，但是全天下都不会说这句话，唯独高拱在内阁的时候公开直白的说：“十岁天子何以治天下？”
这句话被张居正和冯保抓住，把这句话改为“十岁天子何以做主人？”传给了李太后，李太后听后大惊失色。
这一下子就坏了菜，一句话的性质从“口无遮拦”变成了“蓄意谋反”，如果高拱能联合冯保，这句话就算被他大嘴巴说出去了，冯保也能帮他隐瞒，就算隐瞒不下来，也不至于被改成如此大不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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