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既没有体悟到三元政体的局限性，也因为身居高位而没管住嘴巴，就算他手上攥着如此之多的好牌，也经不住他如此折腾。
帝王政体有其局限性，为了保持三元结构的稳定，官场厚黑学必须存在，明争暗斗必须存在，陈肇未来组成的政府则可以很大限度的避免这些问题，因为白莲教本身是宗教组织，是讲信仰的，这不是说陈肇未来执掌的政府就不是三元对立的了，不是，依然是表面上三元对立的，帝制三元结构是当前生产力状况下，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提，就是当前生产力状况下，帝制是整个华夏文明试验出的最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
而宗教政体的三元对立则是君主vs教会势力vs官员，说到这里，是不是感觉有些眼熟？
没错，此时欧洲的封建体制跟这种三元对立结构非常类似，帝国皇帝vs教宗vs封建领主。
当然，这其中还是有很多差别的，此时欧洲的最高皇权与教廷教宗没有，或者说只有非常弱的统治关系，但是在陈肇未来的政治体制中，他本身是君主的同时，又是教皇，因此这是一个看似三元，实际二元的政治结构，即中央vs地方。
中央与地方，这个表述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我们惊讶的发现，我们的政治体制就是二元对立的，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第三方出现，来形成权力的平衡呢？
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
还记得皇权为什么不能抑制在野政治权力的扩张吗？
因为这个年代的生产力水平太低了，打个比方，浙江农民起义一旦发生，把这一信息八百里加急送到北京都要一个多星期，皇帝收到的信息永远是滞后的，都是已经发生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等皇帝的指令传回来，距离事件在当地发生已经过去半个月了，黄花菜都凉了，因此皇帝不能让地方成为二元体系中的另一元，必须存在另外一股势力，让他们两者相互争夺权利才行。
注意，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片面的把“通讯手段的先进程度”与“科技是否先进”挂钩，表面上来看，好像通讯手段的先进程度就是取决于科技的发展，但是有一个前提，科技发展的土壤与前提是生产力是否先进，农业国家是种不出强大科技的，就算集国家力量发展科技，发展出来的科技也没有盈利的生产力基础，一个农业国，集合全国资源研究出来一项尖端电子芯片技术，也没有应用的空间，科技不能创造价值不说，反而会被生产力更强大的发达国家盯上。
放眼现在，哪还有这些事？
现代军队在现代通讯的加持下，中央可以瞬间动员全国军队，下放的中央成员可以三个小时内抵达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直接接管地方权力，这放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古代有这生产力条件，那还用得着搞三元政治结构？
因此，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下，二元政治结构得以成立，而在未来，甚至可以出现一元政治结构，这一图景也并非不可想象，比如每个人体内都植入了纳米机械或者超微型脑机的情况，中央甚至可以直接指挥每一个国家成员，连地方政治势力都被消除了，由此可以得见，国家政体如何呈现，完全取决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一个农业国不可能强行“民主”，也不可能强行“共产”，在一个工业国家强行搞封建复辟，封建朝廷必然会被颠覆推翻，在一个农业国家强行搞民主政治，民主政权必然退化为独裁统治，国家政体的表现形式不以某几个人的意志而转移改变。
话题有些扯远了，高拱被张居正和冯保联手扳倒之后，全新的万历朝迎来了全新而又老一套的三元结构对立，万历皇帝的代理人李太后所代表的皇家，首辅张居正代表的文官团体，司礼监大太监冯保所代表的太监团体，他们相互牵制，相互依靠，又相互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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