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着，我试探着握了握生锈的护栏，冰凉入骨。
我知道完全有其他更高明的回答，但这个答案就仿佛母亲摁在我的脑子里，别无选择地蹦了出来。
“真的假的？”她逗狗一样甩着马尾，半晌戴上了帽子。
我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她也不说话。
“情人节是真忘了，”我没看她，“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吸了吸鼻子，觉得自己的声音太低，陈瑶可能完全听不到。
她就那么站了一会儿，转身踢了踢护栏，最后说：“走吧。”
我瞥了她一眼。月光真的像霜一样。
“补上！”走开几步后，陈瑶又停下，转过身来，她扬了扬手里的半袋子煎饼，小脸紧绷，“别以为老娘好糊弄！”
在陈瑶看来，玫瑰花和巧克力太庸俗，过节那是迫不得已，既然节日都过了，那它们便毫无存在的价值了。
经她点名，我从农贸市场搞了条二十来斤的大羊腿，在排练房开火，一连喝了好几天羊汤，或许直到现在，窗台上的那股子羊膻味都没能完全消去。
此外出于谨慎，我一直没敢招惹陈瑶，这搞得我分外忧伤，没准是羊肉臊得厉害，归还灶具那天，我忍无可忍地把她按到床上猛操了一通。
窗外狂风大作，陈瑶直骂我流氓，我呢，确实像个流氓，只是贴身背心和保暖内衣始终没敢脱掉。
就是这样。
除了带给陈瑶的糖油煎饼，还有捎给贺芳的花花草草，这些玩意儿虽然我不待见，但听奶奶的口气，它们的市场价值还是显而易见的。
正月十五一早我给老贺打了个电话，她还没起来，我不知道离异女高知是否都有赖床的毛病。
十点多时，上了趟门，她己洗漱完毕、收拾妥当，是的，牛仔裤，长襟毛衣，一副要出去的样子。
客套了几句，她让我留下来吃午饭，我谢绝了，不是脑回路奇葩，而是陈瑶在等着我买羊腿。
我说还以为她要出门，她仓促一笑，然后拍拍大腿说没有啊，“家里啥都有，还能请不下一顿饭？”
临走，出于礼貌，我问了问李阙如，她立马沉下了脸，说还睡着呢，不知跑哪儿疯了一晚上。
客观地说，老贺把头发留长实在是种聪明的做法，再这么烫三一烫，可以说女人味十足了。
然而对我的辛苦劳顿，老贺的回报竟是更多的工作量——当然，这个“竟”用得有点弱智，老贺毕竟是老贺——她先是吩咐我跑平海中院调了些土地争议案件的卷宗，后又把原属于某研究生的归档工作撂给了我。
前者只是搭上了一个下午，无所谓，后者嘛，则意味着有一大摞资料等我老鞠躬尽瘁。
对此，老贺毫无愧疚，她一方面表示我是自己人，用着顺手，另一方面也算是被迫解释了一下：有俩研究生忙着写毕业论文，实在腾不出人手。
最后，她强调，这个项目拖了太长时间，再这么下去，又一茬学生也要毕业了，抓紧整完，是时( si)候开题了。
老天在上。
老贺胆敢这么嚣张，自然是得到了母亲应允——甚至，我揣测，是她出的主意也不一定。
一如既往，母亲基本上每周都要打电话来，但频率明显低了些。
我宁愿是太忙的缘故，当然，这是自欺欺人。
虽然母子间并没有什么迫切的亟需交流的信息，无非是我谈谈学业、谈谈校园生活，母亲说说剧团、说说家里那些事儿，但作为一项习惯，两年多来这个电话己像吃喝拉撒那样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曾经我吐槽她之所以打电话来只是为了确认下我没去搞传销，母亲哈哈大笑。
现在呢，她也笑，只是沉默，犹如盖玻片间的气泡，总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跑出来，怎么挤也挤不干净。
有时候说起话来欲言又止，不光她，我也是这样，像是被老天爷捏住了喉咙。
好几次我都想说一些小说或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话，诸如“妈妈我爱你”或者“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之类的，但如你所知，既然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话，我当然没能说出来。
三月十二号突降暴雪的那个晚上，我接连叫了两声妈，那些攒出汗的话到了嘴边，却又刹那消失了。
母亲嗯了下，笑了笑，有些干涩——我也说不好，又好像有风，忽远忽近的，无从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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