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一个设计师正在拿着色板跟业主讨论客厅墙面用奶油白还是燕麦灰。
十点半。
十一点。
十一点半。
沈若兰关了电视。客厅暗下来了，只剩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窄窄的橘黄色的线。
她又拨了一次电话。还是没人接。
微信也发了。“到哪了？”三个字。发出去之后一直是一个灰色的勾，没有变成两个。消息没被读。
她把手机握在手里，靠在沙发背上。没有开灯。黑暗里她能听到冰箱压缩机嗡嗡的底噪，能听到窗外偶尔驶过的车声，能听到自己的呼吸。
她没有生气。
或者说她已经过了生气的阶段了。
这种事不是第一次。
上个月也有过一次，说是去同事家打牌，凌晨两点才回来，一身烟味，在玄关撞倒了鞋架，把思雨都吵醒了。
再上一次是六月，喝多了在路边吐了一地，是她接到电话去路边把人扶回来的。
不是生气。是一种比生气更重的东西。像一块湿毛巾搭在肩膀上，不疼，但沉，而且凉。
十二点。
手机亮了。
不是陈建国的号码。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归属地显示澜城本地。
她接了。
“喂？”
“你好，请问是……陈建国的老婆吗？”对方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方言口音，背景里有嘈杂的人声和金属碰撞的声响。
“我是。他怎么了？”
“哎，嫂子，是这样，你家老陈在我这儿喝酒呢，喝得有点多了……”
“你是谁？”
“我是烧烤摊的老板。城东十字路口往南走两百米那个烧烤摊，路边上的，你知道吧？”
“我知道那条街。他现在什么情况？”
“情况就是……喝多了嘛。他一个人来的，坐下来就开始喝，也不怎么吃东西，就光喝。喝了得有七八瓶啤酒了吧。刚才旁边桌上几个小伙子说话声音大了点，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人家杠上了，说人家吵到他了，差点动起手来。我跟我老婆两个人拉开的。”
沈若兰闭了一下眼睛。“他伤着没有？”
“没有没有，就推搡了两下，没打起来。那几个小伙子也不是什么坏人，看他喝多了就让了。我说老陈你别闹了，你要不给家里打个电话让人来接你吧。他说不用不用没事，我说你这样开不了车也走不了路的，你手机呢？他翻了半天翻出来一看，没电了。我就用我自己手机看他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存的'老婆'的号码，就打给你了。”
“谢谢你。”沈若兰站起来了。
“你那个位置我知道，城东十字路口往南。我现在打车过来，大概二十分钟。麻烦你先帮我看着他，别让他再跟人起冲突。”
“行行行，你放心，我给他倒了杯热水。嫂子你慢点来，不急，他现在趴桌上呢，闹不动了。”
“好。谢谢。”
挂了电话。
沈若兰站在黑暗的客厅里，手机屏幕的光照在她的脸上，照出了一张没有什么表情的脸。
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被反复磨损之后留下的、光滑的、什么都不剩的平静。
她走进卧室换了一条长裤，拿了钱包和钥匙。经过思雨房间的时候脚步放得很轻。门缝下面没有光。女儿已经睡了。
出门。下楼。路灯底下叫了一辆网约车。
车开了二十三分钟。
司机是个话多的中年男人，一上车就聊。“这么晚了姐去城东啊？那边这个点没什么店开着了吧。”
“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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