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对刘铭传来说打击很大。他的心彻底寒了。他不想再干了,也实在干不动了。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也是实情。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早在与太平军作战时,他的头部就受过严重的枪伤,并患有眼病,几近目盲。赴台之后,日理万机,劳心费神,加上身染湿瘴、痢疾等多种疾病,经常手足麻木,咯血不止,寒热并增,吐泻俱作。此外,他的眼疾也进一步加重,左眼已瞎,右眼昏花,“咫尺不辨人形”。耳病也很严重,左耳已废,右耳“尚赖保全”,但却听力低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内亏外感,气血难通,补泻两穷,群医束手”。
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朝廷批准他辞官二十多天后,刘铭传乘船离开台湾返回家乡。
茫茫大海,波涛汹涌。刘铭传走了,带着一身伤病和未实现的梦想,带着一腔热血和未酬的壮志。他只身而来,孑然一身而去。临走时没有带走一物,甚至把自己的养廉银和历次因战功而获得的朝廷赏银,全部捐出,用于修建学堂,培养台湾的孩子。他最后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刘铭传离任后,台湾新政便陷入了全面停顿。因为接任他的邵友濂不仅才学平庸,而且思想保守。他一上任便对刘铭传全盘否定,诸多革新均被一笔勾销。一时间,“新政尽废”,满目凋零。这种倒退令人痛心,它导致了台湾近代化几乎全部中断,发展也陷入停滞。特别是海防建设的中止,无疑是自毁长城。梁启超先生有诗云:“轩车一去留不得,藤蔓啼莺空复情”;“长城已坏他岂惜,雨抛锁甲苔卧枪。”其悲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局势紧张,清廷又一次想到了刘铭传。慈禧太后懿旨,撤销对刘铭传的处分,恢复其职务。不久,又令其迅速北上,进京陛见。
可是,一切都晚了。此时,刘铭传已经病魔缠身,数疾并发,连行动都已相当困难。李鸿章不得不据实上禀,说他因病无法应召,是否另调大臣统兵。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又连电催其复出。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初七日的电谕云:
现在军事日棘,统帅乏人。该巡抚受国厚恩,当此边防危急之时,岂得置身事外?着李鸿章再行传谕刘铭传。于接奉此旨后,即行起程来京陛见。该巡抚忠勇素著,谅不至藉词诿卸,视国事如秦越也。仍将这旨起程日期,先行电闻。
今天我们重读这份电谕,仔细玩味,不禁感慨良多。不难看出,此时清廷对刘铭传出山是何等祈盼和依赖,一如当年令其赴台抗法,而与多年前对其的打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然而,这一回刘铭传真的无能为力了,尽管有人说他是负气不愿出山。他真的病了,而且病得相当严重。如同他自己所说,哪怕只要能起身,也会抱病应命。可是,如今他已做不到了。一年多后,刘铭传病逝于家乡刘新圩,享年五十九岁。在他去世前,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而台湾也沦于敌手,尽管台湾军民奋勇抵抗达五个月之久。看着这块他曾经呕心沥血、宵衣旰食为之奋斗六年的热土为敌寇所占,病榻上的刘铭传失声痛哭,吐血昏厥,数月之后便在忧愤中离世。
刘铭传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而台湾可能是他留下遗憾最多的地方。身为一介布衣,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尽管他具有雄才大略,但生不逢时,壮志难酬。所谓“呕心六载功不就”“一生枉抱济时才”,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
六、1898:短命的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三,总理衙门突然召见了康有为,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引人注目的事。作为清廷最高办事机构,竟然兴师动众地召见一个区区小吏,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何况其中还有一段复杂的背景。因此引起各方关注,丝毫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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