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上旬，陈伯平和马宗汉同至安庆，住在徐锡麟公馆，日夜谋划。是月22日和24日，他们又先后来到上海，与秋瑾见面。然而，秋瑾却带来一个坏消息。原来，绍兴会党袭文高不待命令擅自行动，提前召集台州义军发动起义。这一来，不仅打乱了原定的起义计划，而且引起了官府的警觉。浙江各地开始加强戒备，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秋瑾担心计划暴露，要伯平、宗汉立即返回安庆，告之徐锡麟，约定将起义时间提前，改回7月6日举行，届时两地同时发难。
就在起义箭在弦上，紧锣密鼓进行之时，7月1日，又传来一个坏消息：光复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侦缉队抓捕。
叶仰高是浙江景宁人，据说与浙江会党首领吕熊祥为同乡，并由吕介绍加入光复会。他在被捕后被押送南京，两江总督端方派人严加讯问。在酷刑拷打之下，叶仰高供出了会中机密，包括一些党员的别名和隐号。他还供称，有一个叫“光汉子”的人已打入安庆官场。
“光汉子”就是徐锡麟的隐号。光复军成立时，为了隐秘起见，有意仿效会党，将组织统一编成十六级，以一首七绝诗为标记。诗曰：“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诗中的前十六个字就代表了十六个级别。“黄”字为最高级，指首领徐锡麟；“祸”字次之，为协领秋瑾；“源”字再次之，为分统王金发等人；以下逐一类推。另外，每个人还有一个别号或隐名。这些别号或隐名，在会友函件往来及对外活动时使用。叶仰高虽然不知“光汉子”的真名实姓，但他提供的情报还是引起了官府的警觉。
端方在获知叶仰高的供词后，便密电安庆，将叶供出的情况和党人名单发给安徽巡抚恩铭令其查办。恩铭接电后，当即把巡警处会办徐锡麟找来商量。庆幸的是，恩铭并未对徐产生怀疑，但徐锡麟看到电报后却大吃一惊。因为供出的党人名单中位列第一的就是他的隐号“光汉子”。
徐锡麟起先颇感紧张，但他很快发现恩铭并不知道“光汉子”是谁，这才镇定下来，向恩铭保证他将迅速查清此事。从恩铭处退下后，他便急召陈伯平、马宗汉前来商讨对策，认为眼下时机紧迫，不容再作迟疑，应该马上起义，以免受制于人。他计划先杀恩铭，尔后高举义旗。
陈伯平、马宗汉都表示赞同。他们一起分析了形势，对前景感到乐观。理由是：一来浙江方面已经准备妥当，可以呼应；二来安庆兵力空虚，机不可失。当时，安徽常备军有两标，其第一标主要是训练，未发枪械；第二标均为招来的新兵，战斗力不强。此外，缉捕巡防各队也兵力不足，至于绿营更是不堪一击。此种局面于对举事来说十分有利。
至于具体计划，他们也做了安排。徐锡麟提出借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大会之机，邀请恩铭出席，然后以枪击杀，乘势举义，大事可成。计划制定后，徐锡麟一边派陈伯平、马宗汉前往浙江通知秋瑾，一边去上海添置手枪、赶印起事文告等。
晚清革命党起义多数依靠军队和会党，而且多数是仓促上阵，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种起义成功的概率很小，包括孙中山、黄兴发动的多次起义都概莫能外。徐锡麟发动的这次起义也是如此，而且直到起义即将发动时，计划还在一变再变。更为糟糕的是，他在起义的指挥上缺乏周密的部署，只依靠少数人，且大而化之、粗率之处甚多，这也是导致起义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原定于1907年7月8日举行，这比徐锡麟与秋瑾事先约定的7月6日起义时间推迟了两天，但徐锡麟认为晚几天不是问题，况且事已至此，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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