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兵说，抗战之初，中国很多军队里没有医务兵，没有野战医院，受伤了，就只能自己给自己包扎，或者让不懂医术的战友包扎，命大的，就活过来了；命小的，就死了，死了挖个坑就随便埋了，遇到战事紧急，来不及掩埋，就暴尸荒野，任野狗拖拉，“多少士兵都是这样死了，死了后连个名字都没人知道，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是不是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就这样死了，死的人太多了，没有上千万也有几百万。”
我采访过参加石牌保卫战的老兵，石牌保卫战发生在1943年，当时中国军队里有了野战医院，但是因为缺医少药，伤兵被送进这样的医院，也等于死亡。预四师当初在石牌外围激战，野战医院设在宜昌市夷陵区金鱼坪村，医院里的死亡高达4000人，挖个大坑埋了。70年后，因为要修一条公路，进行挖掘，仅仅挖出的尸骨，就多达3000具。
老兵们说，医疗条件最好的是新一军，当年新一军在缅北反攻时，美国派来了500名医生，这些医术高超的医生，抢救了很多中国伤兵。而同一时期的滇西反攻，中国伤兵还是面临着极大的死亡率。老兵谭延煦告诉我说：当年进行滇西反攻，翻越高黎贡山的时候，伤兵被和死尸混杂在一起，能爬动的就向前爬，爬到前方就有了一线生机，爬不动的，就只能等待死亡。
连长把曹廷明的伤口包扎好以后，就派传令兵背着曹廷明下山。
传令兵背着曹廷明来到山下，又辗转来到了营部，营部里有一名医生。医生发给曹廷明一块大饼，一碗稀饭，叮嘱他不要喝水，因为喝了水会流血更多。他还吩咐两个老人把曹廷明抬上了担架，转往团部。营部里的那个人是不是医生？我想可能不是的，因为外伤和喝水是没有关系的，不会说多喝水就会流血更多。营部里的那个人如果是医生，也是“赤脚医生”。
两个老人抬着曹廷明向团部转移，一路上气喘吁吁。那时候的青年都当兵打鬼子了，剩下的都是老人。
战争正在进行，双方阵地犬牙交错，好几次，他们都能看到日军的身影，两个老人赶紧把曹廷明放在地上，趴在他的身边，胆战心惊地看着日军渐渐离去了，才又爬起身抬着他走。
来到团部的时候，已经到了黄昏。部队要转移，伤员统一集中到师部。曹廷明的担架让给了另一个伤员，他没有了担架，又不能行走。一位60多岁的老人推来一辆独轮车，让曹廷明坐在上面，他在后面推着，老人没有力气，推不动独轮车，他年轻的孙子肩膀上搭一条绳子，在前面拉着。在这个枪炮声不绝于耳的恐怖的夜晚，独轮车吱扭扭上路了。
独轮车走了一晚，一直到晌午的时候，才来到了师部，老人和孙子把曹廷明交给师部后，没有吃一口饭，又推着独轮车一路吱扭扭地回去了。
师部集中了很多伤员，全师的伤员都集中在这里接受治疗。医生太少了。我们在欧美关于“二战”的电影中，看到负伤的战士能够在战场上尽快得到治疗，而重伤员则会有直升机接运后方，然而，同时期的中国军人，负伤后被老百姓的担架抬着，被老百姓的独轮车推着，忍受一路的颠簸，忍受一路的痛苦，从前线辗转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才能来到后方医院，很多负伤并不严重的伤员，就在这一路颠簸中死去了。
来到师部没有多久，59军又要转移了，当时，台儿庄会战已经到了尾声，日军合围即将形成，国军需要撤退，跳出日军包围圈。
拉运伤兵的汽车来了，只能拉重伤员，担架放在车厢里，车厢里满满当当，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走了，遗落下一地的呻吟声。
伤兵们要被转移到枣庄，然后从枣庄坐火车向后方转移。
汽车少，伤员多，曹廷明没有能够坐上汽车。正在彷徨无计时，来了一辆牛车，赶车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拉上曹廷明和另外几个伤员，老牛扑踏扑踏走了一夜，把他们拉到了火车站。老人是附近村庄的农民，自愿送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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