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晚上，上高县县长黄贤度宴请74军驻扎在上高县的营以上军官。
黄贤度是一个传奇人物，很多年后的今天，在上高县城还有人提起这个抗日县长。上高会战中，因为后勤工作做得好，前线作战的中国军队能够吃上饭，而弹药也比较充足。后勤的有力保障是中国军队取胜的根本。而做后勤工作的，就是黄贤度。黄贤度的身份是国民党县长，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共产党员。
黄贤度是江西上饶人，29岁的时候在湖南加入了国民党，两年后的1938年，在他的老师黄道介绍下又加入了共产党。他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颁发党章、党徽之类的东西，黄道说同意他加人共产党了，他就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组织中，也只有黄道一个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候入党形式很简单，情况特殊。
黄道是早期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生于1900年，比黄贤度大七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邵式平是同学，并一起在江西开展工作。南昌起义时，和刘伯承秘密联络，并参加了起义。后，与中共历史上的著名将领方志敏一起在江西策划武装暴动。红军开始长征后，黄道在闽北从事了三年游击战争。后，抗战开始，国共合作，黄道任闽赣省委书记，和陈毅、张云逸来往甚密。1939年，黄道在江西樟树市送别了赴桂林的周恩来后，突然发病，住进旅社，求药问医。党史记载，国民党特务派凶手把毒针打入黄道体内，致其死亡。
黄道死后，黄贤度改由当时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单线联系。郭潜密令黄贤度发动社会关系，出任上高县县长，中共江西省委还将一批中共党员秘密派到上高，担任各部门重要职务，那时候的上高县，政府秘书、各乡区长、学校校长、警察局长、所有的政府部门官员，全是中共党员。这种情况，国民党一点也不知晓。
上高会战开始后，黄贤度积极号召民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前线将士服务。1987年7月7日的《赣中报》曾经登载过对黄贤度的访谈，在这篇文章中，黄贤度说：“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县长，为了配合这次会战，我以政府的名义，组织了大批民众支援参战部队，并担负了维持战地治安、疏散战略物资、抢运弹药粮草、接送伤员的任务……民众的抗日**很高。战斗之中，上高县共组织了四分之一的民众支前。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破路，保障我方军用通信线路的活动。县自卫队也在各方路口查缉甄别，维持秩序，并协助疏散妇孺，使得我方作战部队减少了后方顾虑。”同一日期的《江西日报》也刊登了黄贤度的回忆录，他写到了上高百姓参战的动人场面：
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出现在哪里，为了部队能打败日军，上高一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设立接待站，成立向导队。峨坑村民王会元为我军带路，包抄围歼日军一个中队，自己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蒲城青年熊先移为我军刺探日军情报遭敌追捕，不屈不挠，以身殉国。在墓田、泗溪、杨公圩等战场上，当地人民群众自发拿起大刀长矛，土枪土炮，配合军队作战，通歼倭寇。
我在上高采访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上高战役很特殊，特殊在于前线作战的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后勤供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众。上高会战是一场国共携手取胜的漂亮战役。
人们还说，当年，当罗卓英告知黄贤度中国军队要在上高大打一场时，黄贤度马上说，上高人民绝对能够做到“三保”一一保证运输畅通，把军粮、弹药及时运到前线，把伤员及时转运后方；保证破坏彻底，在交通要道上挖掘堑坑壕沟，让日军的机械化优势丧失殆尽；保证后方没有汉奸特务，上高县12万人不会有一个人当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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