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祥云一边与日军激战，一边等待援军。十几分钟后，援军到了，却只有一个班的战士，这是当时团部所能派出的唯一的援兵。援兵后跟着一名老伙夫，已经四十多岁，还系着白大褂。老伙夫的胸前吊着一条子弹袋，绑着四颗手榴弹， 然后左右两手各提着三颗手榴弹。老伙夫冲到城墙上，拉响了手榴弹，然后纵身跳入城下敌群中。
这一情景，后来幸存的战士都看到了，可惜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
这一个班的战士，是由团部的勤务兵、伙夫和卫兵组成的。
邓祥云的二营坚守着东城墙一线。哪里情况吃紧，他就挥枪冲向哪里。在一处阵地上，邓祥云双手投掷手榴弹，突然看到担架兵王振邦从身边跑过，他问道： “你干什么？ ”王振邦说：“我来抢运伤员。”邓祥云说：“现在哪还顾得上伤员？ 赶紧找杆枪，打！”城墙上到处都是死尸，有中国军人的，也有冲上城墙又被打死的日军的，担架兵王振邦抽出一支三八大盖，向城墙下射击。
不久，城墙东北角被日军攻破，日军潮水般涌了进来，身边有战士劝邓祥云赶快撤退。邓祥云大喝道：“城在我在，城亡我亡。”然后，带着勤务兵和仅有的几名战士，旋风般地冲向城墙东北角。突然，日军一串机枪扫过来，冲在最前面的邓祥云倒了下去。
邓祥云牺牲前穿着一件白色衬衣，衬衣上遍布弹孔，被血染红。
与此同时，北门也被日军攻破。坚守在北门的少校团附刘天照和一连战士也壮烈殉国。据幸存者回忆，刘天照牺牲前**上身，挥舞大刀，全身血流如注， 目眦尽裂，仍旧大呼杀敌。
陈洁云写道：“战斗持续到黄昏，因我迫击炮弹用完，炮兵战士，大都耳膜震聋， 有的战死，有的负伤，而城内又发现隐藏在天主教堂的敌兵，架机枪于钟楼之上， 四面扫射……在此城破危急情况下，我方官兵，弹尽援绝，有的与敌肉搏，与城池共存亡，有的誓死不当俘虏，跳进黄河。”
战士们跳入黄河后，日军用炮火和重机枪向河面扫射，黄河水被染成了红色， 能够漂流到黄河西岸的，仅有极少数。
西北大学教授张恒研究中条山保卫战多年，他说：“这是陕西军第一次跳黄河。 而此后的屡次血战中，陕西军还多次跳入了黄河，宁死不当俘虏。”
很多当地的百姓也见证了这场战斗。
担架兵王振邦浑身是伤，跟着团长张剑平撤出了永济城。当天夜晚，王振邦被渡船送过黄河，送到了朝邑县救治。王振邦时而昏迷，时而苏醒。醒来的时候， 他挥舞手臂，大呼杀敌。两天后，王振邦牺牲了。
抗战胜利后，原坚守永济城的警备第一旅第一团幸存将士，在陕西省朝邑县大寨子村外修建了一座“永济抗日纪念碑”，可惜“文革”中遭受毁灭，至今无存。 目前能够找到的，仅有拓片。渭南师范学院教授王忙有曾找到一张，上面记载的牺牲在永济保卫战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308人。
日军占领了永济城后，开始进攻风伯峪。风伯峪是两座山对峙的一道山口， 从这里可以直达三十一军团一七七师师部，而且可以进占解县，进入中条山。
风伯峪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防守风伯峪的是一七七师辎重营。这个营前身是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宪兵教育连，后来经过扩编，成为杨虎城的卫士营。西安事变后，又改编为一七七师辎重营。
一七七师辎重营的战士大多是学生，还有红四方面军100多名战士。在西北作战中，红四方面军100多名战士战败被俘，而当年辅重营中的共产党员有30多名，分别担任军官和营部工作，就连营长李锦峰、副营长王如昭都是共产党员。 所以，这100多名红军战俘就与辎重营一起开往抗日前线。
一七七师辎重营的战斗力非常强，自从跟随一七七师渡过黄河以来，还从无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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