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参加革命大半辈子，自觉从未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唯有在赵广陵的问题上，他时常深陷在革命性和人性的矛盾中，并同时也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他一个干公安工作的老革命，50年代就知道有一个漏网的国民党军官就在自己身边，而且他身份之复杂可疑，历史之扑朔迷离，早就引起了专政机关的注意。周荣就像一棵无形的大树，把扑向赵广陵的风雨化解到最小，至少不至于淹没了他。但凡老同学相见，少不了一杯浊酒，一场叙旧。但那些年他们就像刚认识的普通人一样，公事公办，仿佛已“相忘于江湖”。有一种大恩是苍天厚土，日月之光，从不用言说。五七年反右开始，周荣神不知鬼不觉地阻挡了赵迅的鸣放文章，让他逃过当右派的劫难；“文革”初期赵广陵再次以战犯之罪名入狱，所幸周荣那时在公安系统说话还一言九鼎。赵广陵永远不会知道那个将他从黑牢里“捞”出来的军代表，曾经是周荣的老下属；他也不会知道松山劳改农场几次报上来的镇压名单，周荣都以各种革命的理由将赵广陵的名字“钩”了出去。干革命是要讲究策略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是党制定的，策略是执行政策的人具体掌握的。可让你一步登天，也可让你人头落地。他当然知道自己这么干是违反革命原则的，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冒险。但他只凭良知和一个人的历史赌一把：赵广陵在旧社会是个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新社会也不会对社会主义有多大害处。在他遇见他时，至少他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木匠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甚至在那个木器社安插了一个“眼线”，暗中监视了赵迅两年多，直到1957年赵迅被人揭发出来之前，那个卧底也没有发现赵迅有任何违法之举。
从土改、清匪反霸、肃反、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到“文革”时期，前政权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已经被梳理了一遍又一遍，有历史前科的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杀的都杀了。但有一条漏网之鱼就像在一潭浑水里闪现了一下，就再也找不到了。根据缴获的敌伪档案上记载，有个籍贯为云南、名叫龙忠义的军统特务，曾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受训，在抗战时被派回了滇缅战场，但却再也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战死者的名录中找不到他的踪影，破获的潜伏特务组织里也不见这个人的相关档案。当时肃反机构推测此人即便不死，也可能逃到缅甸去了。此案本来可以存档了结，但1964年抓到的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交代说，他50年代在昆明的街头偶然碰见过龙忠义，他们在中美合作所同期受训。那天龙忠义一看见他转身就跑，国民党方面那时还想招他重新归队哩。
这条线索让省公安厅的政治保卫部门大费周章，一次又一次审查、甄别、侦查、外调，各方面汇总来的情报堆在周荣的办公桌上。他左看右看，归纳来分析去，这个人的相貌在他的脑海里大体形成了。只差最后一点证据，他就可以下令捕人。但“文革”爆发了，公检法机关被夺权砸烂。周荣在被打倒的前一周，把这包档案材料装进了自己办公室档案柜的暗屉里。这是符合规定的，因为它们是最为机密的材料。不无讽刺的是，这个暗屉正是当年的木匠赵迅做的。它在抽屉的里面挡板上还安有一个树叶状的木梭，不知道的人只会当它是个装饰。把这个木梭往右一拨，便可拉开里面的小抽屉。赵迅曾经称之为“活棺材”。
这口“活棺材”埋葬了一个人的某段历史，也救了他的命。周荣靠边站、被打倒批斗、关进监狱、再到农场劳动，前后也折腾了十来年。这期间竟然没有人发现过这个暗屉，也没有人去翻一翻档案记录——也许在砸烂公检法的混乱中被烧掉了？在形形色色的批斗会上和审查中，周荣可以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交代自己的路线错误，交代自己的官僚作风。但他绝不会告诉那些造反派们那个暗屉里的惊天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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