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博士似乎有足够的耐心，他像个唠叨的老年人，又像个慈祥的父亲——其实他大不了我几岁。他不断地说我是医院里所有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说我在战场上如何如何勇敢，有的军人在战场上被子弹穿了个窟窿，就会像一个被戳破了的**；而我浑身破烂不堪，却依然是医院里最有风度气质的军官。说我一定是个贵族子弟，有教养、有礼貌、讲清洁，英文一流，还带着可贵的牛津腔；他们曾经猜测我可能毕业于牛津或剑桥，也可能毕业于西点军校，或者是两种大学的混合体。因为据他们所知，一个中国军官不可能像我这样有学识涵养，而一个投笔从戎的学生哥又不会像我这样有军人气质。还说我在女士们面前彬彬有礼，刚能下床走路身板就挺得笔直，尽管这会扯动伤口，谁都没有听到我叫唤一声；说我的眼神既充满善意又很敏锐，当它不小心落在珍妮小姐微微露出乳沟的胸脯上时，会很自觉地挪开——他怎么知道的？还说我有东方人的善良聪慧，又有西方人的仪态和直率。那一大通赞美，仿佛我是国军中的Model（楷模）。
但我就是不跟他啰嗦。
一天，约翰博士带来一个办公桌那样大的沙盘，说：“嗨，廖，我们来玩个儿时的游戏吧。”那个沙盘估计至少费了他一周的工夫，有一个城堡和城墙，上面有卫兵和一个贵族小姐。城堡下有护城河和一片开阔地，还有一个像巧克力糖人儿的持剑骑士。约翰先生说：“廖，你想怎样玩？”
我看着他那双恳求的眼睛，把那个巧克力骑士摁倒了，然后倒头就睡，不再理他。
第二天约翰博士又来了，还是那个沙盘，但城堡上换成了一个将军和卫士，城堡下的骑士身后仿佛有一个兵团的士兵。那个骑士的造型跟昨天的姿态又不一样，既有上马擒贼的气概，又有下马赋诗的优雅。
真是令我讨厌。我调转了那个娘娘腔骑士的方向，让他的马屁股冲着城堡上的将军。
冯特、巴甫洛夫、弗洛伊德、荣格、华生这些从约翰博士嘴里蹦出来的名字，有些人的书我读过，有些则只是听说过。比如说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上大学时我的先生们偶尔有提起过。记得是学贯中西的闻一多先生，他分析《诗经》时就提到了弗洛伊德，说《诗经》里的许多歌谣是在爱欲驱使下产生的，因此用弗洛伊德的观点看，可以说《诗经》是部“**诗”，把听课的女生们都羞得脸红。当时我少年不识愁滋味，对西方的精神分析说也了解不深，听得似懂非懂。而一生勤奋的巴甫洛夫，我还记得他临终前对前去探访的人说的那句名言：“巴甫洛夫很忙，巴甫洛夫正忙着死亡。”
我不忙了，我的“无脸”人生将会很长很长，可谁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地活下去？我很想对每天头发梳理得油光可鉴、衣冠楚楚的约翰博士说，别他妈啰嗦啦。老子们正忙着死亡。我们中国人的命没有你们美国人那么高贵，啥心理不心理的，你换了我试试看？要不是看在你们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我真想跟你们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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