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暑假，曾昭抡教授带领我们联大的一队学生到昆明郊区的大板桥搞兵役宣传队，廖志弘、常娟和我都参加了，我们都是学生团体的活跃分子嘛，廖志弘还是我们这个队的小队长。我记得那是个赶街天，我们在当地镇公所的帮助下在街边搭起了台子，为老百姓朗诵诗歌，演独幕抗战剧，唱抗日歌曲。“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全体，一心一意爱他。要是你真爱他，莫让人家害他，等到人家害他，要你来爱他。倘若你爱他，人家如何害他，中华，中华。”歌词是我们联大学生现编的，为的是让老百姓能听得懂。但是效果似乎并不好，人们该赶街的照样赶街，该聊家常的照聊家常。只有镇公所组织来的小学生是我们的听众。当有同学站在讲台上用国语演讲时，更是听者寥寥。曾先生急了，他把我叫过去说，你是云南人，你上去用云南话跟老乡们讲。这一招还管点用。我把歌词用本地话学说一遍，又把同学们的诗歌和演讲通俗易懂地再讲一遍。那时我们云南真是闭塞啊，当地人不知道北平在哪里，更不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到底侵占了我们多少国土。那几天我成了宣传队的忙人，走村串户的同学都愿意跟我结伴，我当然愿意跟常娟同学一个组了。村庄里的人们不算贫困，但几乎都患有“大脖子病”，曾教授说是甲状腺肿大，缺碘导致的。大板桥虽然离昆明只有十来公里，但百姓木讷、麻木、愚钝，对我们的兵役宣传除了好奇，没见几个主动报名应征的，这很挫伤我们的积极性。晚上大家就借宿在镇公所，同学们中时常有争论，这样的民众，大着脖子怎么去跟日本人打仗？有的说我们跟日本至少相差五十年，这抗战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曾教授总是衔着烟斗开导我们，既然我们是被迫抗战，不打，要亡国，打了，暂时还看不到胜利，那就先打了再说，总比当亡国奴好。你们就这样跟老乡讲。作为小队长的廖志弘那几天心里很不痛快，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朗诵自己的诗歌，仿佛对牛弹琴；他还在一户人家里碰了一鼻子灰。那家人有五兄弟，但一个也不报名当兵，还指着廖志弘的鼻子骂：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咯是吃着屎了？好男不当兵，哪个不晓得？小日本地上有铁甲车大炮轰，天上有飞机下蛋蛋，我家有哪样？莫在我家扯白撂谎的了。要打仗送命，你们凭哪样不碦（去）？那时我和常娟就在旁边，看见廖志弘被呛得脸都白了。
那天回到住宿地后，我发现廖志弘把常娟单独约出去了。我嫉妒啊，只恨自己为什么不先下手。那是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我和其他同学在屋子里瞎吹，实际上我发现至少有三个男生跟我一样心神不宁。我相信要是哪个人发一声喊，我们一定会把廖志弘痛打一顿。年轻人嘛，都是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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