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村的打谷场上，正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一块破烂的红色横幅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热烈欢迎北京知青到石川村插队落户。
衣衫褴褛的村民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他们散乱地坐在打谷场上，妇女们纳着鞋底，男人们吸着旱烟，他们不大关心开会的内容，只是在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一群孩子在谷草堆中追逐着、打闹着。
钟跃民、郑桐和七八个男女知青坐在地上正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石川村党支书常贵正在讲话。他五十多岁，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一双小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和他周围目光呆滞的村民比起来，这样的人在农村就理应混上个村干部。常贵头上也同样扎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白羊肚手巾，身上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看打扮和赶车的杜老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手里拿着两尺多长的烟袋。
常贵用烟袋敲敲面前的破桌子，清了清嗓子，“噗”地将一口浓痰吐出两米开外，这才开始讲话：“乡亲们，现在开会了，大家静一静，莫说话。今天，咱村来了10个北京知青，我代表石川村党支部……咦？狗娃，我日你娘，你个驴日的咋还说话？拿领导说话当放屁是不是？小心我开你个驴日的批判会。”
陕北穷，交通工具主要是驴，因为驴好养，所以陕北驴多，人们对驴也比较喜爱，因此民间张嘴闭嘴都是“驴日的”，有时这未必是骂人，很可能是一种表示亲热的语气助词。
村民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了，会场上仍然是闹闹嚷嚷。
知青们听到支书骂人，忍不住哄笑起来。
常贵见知青们笑，连忙解释：“娃们莫笑，日子长了你们就知道了，咱村有些愣种是属驴的，轰着不走赶着走，你得拿酸枣棵子老抽着才行。咱接着说，嗯，说啥来着？”
村民和知青们又哄笑起来。
郑桐说：“常支书，你说有个叫狗娃的是驴日的？”
笑声更响了。
常贵点上一锅烟：“不是这，噢，今天是欢迎北京知青来咱村，知青来农村落户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既然毛主席说了，咱石川村没二话，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咱石川村没别的，就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如今又添了10张嘴，咋办？我也没办法，毛主席他老人家让这10个娃到咱村落户，咱就是粮食再紧也得给毛主席这个面子，咱村男女老少一共是417口，再添上10口是多少？张会计，是多少？”
一个剃着锅盖头的中年男人站起来回答：“427口。”
常贵说：“对，427口……这是谁呀？”
一头觅食的老母猪正用嘴拱常贵的裤裆，村民和知青们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常贵狠狠踢了老母猪一脚，老母猪嚎叫着逃走了。他继续讲话：“咱村的人口实在是太多啦，倒退20年，咱村的粮食还没这么紧，那时没这么多人口嘛。现在可好，地没见多，人倒多了二百多口。咋回事？这得怨婆姨们，生娃生上了瘾，像老母猪抱窝，一生还就收不住啦。就说狗娃的婆姨吧，手里抱的还吃奶呢，肚里又怀上啦，这是第七个了，你还有完没完？”
看样子这个狗娃是常贵的出气筒，动不动就给拎出来骂一顿，知青们伸长脖子往人群里看，也不知哪个是狗娃，却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婆姨站起来回骂道：“常老贵，放你娘的屁，生娃是一个人的事吗？你们男人哪个不是偷嘴的馋猫，闻着腥味儿就往上凑？这会儿又往婆姨身上推啦？”
看样子这是狗娃的媳妇，村民和男知青们哄笑起来，女知青们都臊得低下头去。
常贵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只是揪住狗娃不放：“好男不和女斗，我不和你说。狗娃，你个驴日的，咋不说话？你婆姨顶撞领导，你是咋管教的姨婆，还没王法啦？”
一个个子矮矮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从人群里站起来：“常支书，我家婆姨当家，我说话不作数。”
村民和知青们又是一阵哄笑……
常贵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个驴日的，咋就让婆姨夺了权呢，你就捶她一顿还能咋的，晚上还能不让你上炕？不说啦，咱说正事，乡亲们，我常老贵求求你们，别生啦……”
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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