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有魅惑力，哪怕伟大的苦难和伟大的罪恶。我热爱有魅力的生命，这就是我当初选择学医的唯一动机。艺术也崇尚苦难和罪恶，但它设置栅栏，我不喜欢中间的面纱。艺术有点叶公好龙，它在展示苦难和罪恶之后，只具有净化这一种于人类有益的功能。医学在饱览苦难和罪恶的奇观后，多半能产生根治的良方。
我该认真观赏一下东升了。支书坯子、要党票不要命的戈壁滩战士、片警、劳改犯、同性恋者、低层阴谋家、都市生产队长、腰缠万贯的大款、区政协常委，直到今天，东升完成了以上形象的塑造。将来呢？东升将来最终要完成一件什么样的雕塑呢？在东升以往的历史中，没有清晰可见的主要特征，每一段都呈现出模糊性和多义性。心理学认为，一个成熟的生命，其行为受一种处在无意识状态中的心理定式制约。东升的心理定式是什么呢？如果他被捕前的经历起了主导作用，他将来或许能成就一个政治家，经济决定政治，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如果劳改时期积淀的力量占了上风，东升又会朝何处去呢？东升多舛的命运，是天性使然，还是环境的塑造？
我必须对东升的重要历史片断进行梳理。
东升在戈壁滩几乎用生命换来党员这个身份那一刻，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想张家父辈苦斗时的艰辛吗？他在想张家政权在白鹤庄的固若金汤吗？东升在那个年代，属于政治上早熟的一类人。东升他爹这个老牌政治家，在东升踏上西去列车的时候，已经给他打上了鲜明的生命底色。东升走进部队的目的，只能是一个：入党。要当支书，必须入党。
但是，东升还是能选择别的道路。这得需要环境的塑造。这个时候，军队的现状没能阻止东升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东升入伍第二年，中苏在珍宝岛打了一仗，穿越沙漠地区的实战演习关系着国家利益，必须要搞。大规模演习前，要搞模拟试验，看一看战士的生命极限到底在哪个地方，以便决定中苏战争全面爆发后，部队从沙漠穿过，迂回到敌后的行军路线。东升报名参加小分队，是在拿生命赌火线入党。要不，就无法解释二十年后，东升谈起这次死亡行军时眼睛里闪烁的恐惧。七天后，他成了八个幸存者中的一员，他赢了。他赢了之后，唯一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回白鹤庄。
东升在白鹤庄生活了四个月，父亲马失前蹄，被免去支部书记职务。此时，东升自小就开始追逐的目标突然消逝了。我认为，他对戈壁滩的恐惧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深深地烙在他的心灵上。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考虑在戈壁滩付出的代价值不值这个问题。老牌农村政治家因为说了一句对林副统帅充满感情的醉话，他的政治生命就中止了。这种残酷的现实，把他送进一个心理颓废期。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在这种时期极易走向反面。东升决定来一次脱胎换骨，彻底走出土地，变成一个城里人。实际上，他是在尝试学会遗忘。第二年春天，支书坯子张东升去了一个派出所当了片警。这一年，白家在白鹤庄的权力较量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老支书在一个凄苦的冬日里含恨而逝，生前，老支书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东升在这个时期，打算要把警察一直当下去，他并没学会卧薪尝胆，学会的是谈恋爱，追求的是平凡和安静。父亲的结局，给他的启示是：不能再醉心权力了。二十年后，东升却说：“我爹死在我手里，他不该小看我。”我姑且把东升这种补遗当作他在那个时期的一份潜意识档案看。
紧接着，东升被抛入了另一个轨道。
“赵副局长为他侄儿的事，不该把我朝死里整。周指导员为什么要落井下石，我更不明白。我想，有些人生下来心就是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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