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师长阚大门离开之后，就开始分兵。接兵的干部们乱作一团，将已经捆扎成包的我们的档案又重新解开，分到几个人的手里，然后轮流地在新兵堆里窜来窜去，按照阚师长的标准捕捉目标，而且剔除了罗圈腿和短脖子，还有两个本来已经选上了，但是因为讲话时露出牙花子，显得嘴巴太大，所以又被重新赶回到大队人马当中。
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比较和调整，共挑选出了二十一个新兵，由李连长指挥，脱离了新兵大队，单独集中在人群的东边。我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也在其中，但我预感到是有幸的。因为我发现按照阚师长的标准提前挑出来的新兵，除了徐敬爱和另一个名叫傅广征的河南兵看着不太顺眼以外，其他的人要么高大魁梧，要么英俊潇洒。阚师长命令把这样的人集中在一起，明显不是坏事。
在此之前，当陆军是我们在路上就知道的，那时候心里有点打鼓，不知道陆军好不好。我在火车上认识了湖北兵武晓庆，这伙计最害怕当炮兵，而且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我们这批新兵当的是炮兵。在火车上他就嘟囔过，说这回倒了霉了，当炮兵要扛炮扛炮弹，那么大的铁家伙，以后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不死也得脱层皮。
武晓庆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点麻木不仁。我在穿上军装的那天起就知道，当兵可不是好玩的，管他当什么兵，肯定是要吃苦的。我抱定的原则，第一是听天由命，第二是逆来顺受，第三是见机行事。所以说那一路上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既不像武晓庆那样老是忧心忡忡，也不像胡林昶那样疑神疑鬼，更不像徐敬爱那样主动巴结李连长。这不是说我有多高的觉悟，因为我觉得在路上一切都不明朗，想得太多一点用处也没有。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那批兵，尤其是那些特别机灵的，特别有心眼的，特别工于心计的，多数没有太大的出息。譬如说徐敬爱吧，为了当技术兵，在新兵训练的时候他就开始主动接近领导，拼命地打扫卫生，为了对付紧急集合，半夜不睡觉起来打背包；想学开车，操心操得夜里说梦话。他能学开车当司机确实是他呕心沥血换取领导好感的结果。可是，三十年后，我探亲回家，早已转业在家乡并且当了县委副书记的张海涛组织老战友吃饭，这伙计听说后，连夜开着他的那辆早已超龄的破卡车，装了一车白菜跑上海去了。我回去几次都没有见到他，据说他有自卑感。
我和张海涛武晓庆等人都是按照阚师长的要求量了尺寸的，由接兵的李连长带着。第一批卡车是由一个看起来比李连长年纪大的干部带来的，他下车之后，东张西望，似乎不太在意我们。李连长似乎也不怎么在意他，指挥我们爬上去之后，才吆喝那个干部说，一排长，走了！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看起来比连长年纪大的干部原来是个排长，也就是我以后的排长祝生珉。李连长和祝生珉坐在驾驶楼里，跟祝排长一起来的几个穿两个兜的老兵跟我们一样坐在大车厢里。有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眼睛很亮的大个子老兵给我的印象特别好，一个又一个地拉着我们上车，乐呵呵地冲着我们说，都把背包放下，放在屁股下面就是弹簧椅子。
见我们犹豫，络腮胡子又说，不要怕脏。咱们当兵的背包，摊下去是铺盖，捆起来是行李，垫下去是板凳。要是演习拉练打仗，背包就是咱们的家。坐在背包上，你就是坐在家里了。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谢谢班长。
络腮胡子说，我是一班长陈骁，你们就叫我一班长。然后又给我们介绍，这个是七班长耿尚勤，那个是四班长王晓华，门口那个拉保险链的是二班长马学方等等。
我等新兵之辈于是纷纷点头哈腰唯唯诺诺，一边招呼班长班副，一边伸长脑袋找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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