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千里坐在候诊室中的长椅上，像一个战士在火线上快临到向敌人攻击的时候一样，在一种半麻木，半恐惧不安的沉默中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将要发生的严重事件。有时，他把视线射在那扇紧闭的，用白洋漆写着“门诊室”的门上出神，细听着从里边传出来的不很分明的说话声音；有时，他又把视线移到墙上，茫然的察看着那些贴在墙上的圣经画，竭力使自己的心神镇静。
一个传教的中国人，约摸有三十多岁，穿一身朴素干净的蓝布长衫，正用一种假斯文的态度和腔调向候诊的病人们讲道，那声音好像是一只苍蝇似的在金千里的耳朵里嗡嗡不休。候诊室的窗子虽然是打开的，但因为坐满了各色各样的男女病人，空气竟闷得叫人头晕。通入门诊室的那扇门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开了一次，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女病人，随即又在她的背后关上。正当那扇门重被关闭时，金千里瞥见了一点洁白的衣服影子在门里一晃，他的心又不由自主的狂跳起来。在这一刹间，他后悔自己的行为非常冒昧和无聊，深深的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一向被生活软化了的倔强人格，这时候重新支配着他的意识，于是这位在二十分钟以前还是得意洋洋的漂亮青年，突然变得像一个偷了什么东西后被人指出的孩子似的，脸蛋儿立刻通红，局促不安的低下头去，并起了一个逃走的念头。但是这念头刚刚从脑子飘过，那扇门忽然静静的开了一半，一位陌生的女护士从半开的门扇里探出头，向他看一眼，招招手儿。金千里的心又突然紧缩，张皇失措的站起来，像一个用绳子牵着的木头人，跟随着那位女护士走了进去。
写字台边坐着医院的院长兼门诊医生，正用一支粗钢笔在纸上刷刷的开写药方。她的旁边站立着一位枯瘦如柴的老头子，用他的颤抖的手指扣着衣服上的黄铜钮扣。金千里发现张慧凤没在门诊室，觉得心上一轻松，也同时有一点惘然，便不声不响的在院长对面的凳子上坐下，等候着诊治沙眼。院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和蔼可亲的美国女人，高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她对待张慧凤非常好。张慧凤有什么困难问题也常常求她解决；假使她不能解决，她便叫张慧凤跪下去虔诚祈祷，求上帝赦免和帮助。张慧凤在医院中快四年，能够一直在忙碌工作中保持着心情的快活，一半靠上帝的帮助和安慰，一半靠这位半像妈妈半像老师的美国女人。等那位老头子拿着药单从门诊室出去以后，院长从眼镜边上把金千里仔细的看了一眼，将桌子上的复诊券拿起来看了看上面的名字，然后从怀里掏出来一封信，用流利的中国话向他问道：
“这封信是你给张慧凤写的不是？”
像一个囚犯突然被宣布了犯罪的证据，要他在判决书上画押的时候一样，金千里觉得全身的血液都要冻结起来了。在刹那之前，金千里还在猜想着张慧凤接到信以后可能有的几种态度：也许她把他的信秘密烧掉，给一个沉默的拒绝；也许她已经给他写一封表面拒绝而骨子里接受的简短回信，正带在邮差的油布包中；也许她接信后又害怕，又动摇，自尊心使她不愿意有所表示。他决没有料想到张慧凤竟把他的信交给院长，而院长又如此处理。这意外的打击使金千里登时呼吸窒塞，说不出一句话来。愣怔片刻，他喃喃的回答说：
“是我写的……”
“她的父亲不在此地，我们医院负有责任，”院长看着他的眼睛说，“请你以后不要再给她写信。”
“不过，”金千里忽然胆子壮起来，镇静的反驳说，“我的信上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话，我的用意是非常纯洁的。”
“在我们外国，男女认识没有什么关系。你们中国人不是这样。她不愿意接到你的信。我请你以后不要再给她写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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