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我本人在战地遭遇劫厄，我的稿子在重庆也同样不幸。原来印刷所遭了轰炸，稿子也随同蒙难。起初以为全被炸毁了，后来蓬子兄从灰堆中找出来大部分，另一部分则杳无踪影。所以在《抗战文艺》上刊出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只是残稿，中间的残缺处刊一段编者声明。后来重庆某书店所出的小说选本，其中有《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后者仍然保持着残缺面貌。《牛全德与红萝卜》也出过完整的单行本，不过因印刷恶劣，错误很多，加之我决心修改，第一版卖完后就绝迹了。
在抗战八年间，用一种解嘲的口吻说，我是年轻一辈小说作者中比较“幸运的”一个。我的“幸运”有两方面：第一是我竟然有资格被胡风派特别重视，当做了文艺战线上的主要敌人；第二是我的每一部小说发表或出版后都能够引起读者的相当注意，并不依赖批评家特别提拔。这两方面是互相关联的，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牛全德与红萝卜》在重庆发表之后，正如当年《差半车麦秸》在香港发表之后的情形差不多，在全国青年中获得了很多读者，几乎到处都在谈论着这部作品。然而胡风先生在沉默着，这沉默叫做“默杀”。为着忠实于事实起见，我不必以虚伪姿态来一套客气。不管《牛全德与红萝卜》的成败如何，在当时被国内广大读者群偏爱或重视则是事实。在恩施，报纸上曾有论战，有人说它是怎样了不起的作品，有人说它是摹仿苏联的名著《毁灭》，于是后一派就遭受前一派的批评谩骂。在河南，一个流亡的省立师范因为不容易获得后方的铅印本，就由同学们集资用石印把它翻版，让它在接近战地的山中流传。在重庆，有两个大学里的文艺团体曾开会讨论它；有一位山东青年连着在《蜀道》和《青光》上发表过两篇或三篇批评，因为他读过好些遍，批评过不止一次，所以那热情就特别感人。我随便的举出来这些事实，并非要来一个自我宣传，而是要拿这和胡风先生的沉默作个对照。两年后胡风派在《希望》上将《牛全德与红萝卜》带着嘲笑的一笔抹杀，只看胡风先生起初的沉默就可以悟出来其中消息。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牛全德与红萝卜》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严肃、最使我感激难忘的批评。这次批评是采取讨论会的形式，并没有文章发表，至今我珍贵的保存着当时在几张纸片上记下的批评要点。参加这次讨论的有茅盾先生，冯乃超先生，以群兄，克家兄，SY兄。克家兄和SY兄因为没有来得及细读，为慎重起见很少发言。以群兄，乃超先生，茅盾先生，都发表了许多极其使我心服的宝贵意见。他们说出了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也详细的指出了它的缺点。特别使我感激的是茅盾先生。他的眼力是那么不好，这部小说初版本印刷得是那么一塌糊涂，为了要批评这部书他竟耐心的细读两遍，请想一想这态度是多么认真，对一个后进是多么诚恳！自从这一次批评之后，我就决心依照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修改也许比创作更苦，但作品发表之后便属于社会的，作者对社会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心常常在鞭策我，鼓励我，提高了我的决心和勇气。因为当时正忙于写《春暖花开的时候》，修改的工作无暇进行，所以第一版卖完后，我就狠狠心让它绝版。我在重庆是全指望自己的版税过活的人，停印一本书就说明我是多么的甘心去服从公正的批评。后来像《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些书我都有心停印整理，但出版家要顾及血本，我的交涉都没有得到成功。只要日子稍久，我一定不会辜负善意的批评和热诚爱我的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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