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我由重庆市移居北碚，生活不安定，心情也不佳。在北碚我开始抽工夫整理《牛全德与红萝卜》，但整理了一万多字，我就去三台教书，后来就一直没再继续。正在这时候，胡风先生所领导的小宗派向我展开了大的攻势。关于胡风先生理论上的法西斯毒素和机械论色彩，以及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毫无所知，对人民生活的隔膜，他的刚愎的英雄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一切不配做好批评家的弱点我今天都暂且不谈。今天，我尽可能把问题的范围缩小，以讨论与《牛全德与红萝卜》有关的问题为主。至于关于《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一部分，保留在将来该书的一篇序文中去详细的向他们请教。我今天把问题的范围尽量缩小，并不是要对胡风先生留什么忠厚，而是今天正是我们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的时候，胡风先生纵然处处要树立小宗派，要关闭起现实主义的大门，要破坏文化界的联合战线，但我承认他除上述种种弱点外还毕竟有他的战斗力量，还有他的某些贡献，在没有朱砂的时候红土也是可贵的。当胡风派向我展开攻势的时候，他们决没有想到我在基本上还可以做一个忠实的“同路人”，决没有想到我在这艰苦的时代中也有直接和间接的些微贡献，决没有想到我一直是在遭受着黑暗势力的打击和迫害。胡风派把我错看成他们的主要敌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不惜以种种造谣诬蔑的方法对付我，在当时我有点伤心，现在想起来觉得滑稽。我虽然有一个倔强的性格，但一直没想过用胡风派的方法报复胡风派。我对胡风派的作风虽极痛心，但我明白我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真敌人，那就是黑暗势力。所以我期望将来他们会放弃了狭隘的宗派主义的作风，会不再以诬蔑的态度对付文化战线上的患难朋友。我决不嫉妒他们成功，更绝对不希望他们毁灭。
在胡风派的《希望》第三期上一篇题为《市侩主义底路线》的文章中，痛骂过我的《差半车麦秸》以后，紧接着骂我的《牛全德与红萝卜》说：
其后，姚雪垠先生又写了《牛全德和红萝卜》。这种写作方式——生活方式的继续，大约是受了不负责任的赞美的缘故。姚雪垠先生发展了他的这种道路了。牛全德是兵士，红萝卜是农民，两种性格的刻画，诸如此类。但那农民，仍然是不停的吸着烟袋——技巧，也显得穷窘了。但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写了**的姿势，响声等等——大约这是写实主义吧！作者又让那堕落的女人听了宣传队的宣传而转变了，说：“女人一向是受压迫的，现在我要过新的生活了！”
可爱的先生们，向理论八股尽情的鞠躬吧！
胡风派在别处好像也骂过《牛全德与红萝卜》，但因为我一时借不到资料，只好暂作悬案。如今只就上引的一段文章讨论讨论，希望胡风派的朋友们能够平心静气的听一听我的抗辩。
首先，胡风派的批评家将我的这部小说的题目看错了一个字，虽不重要，但也是一个疏忽。在英文上“和”或“与”都是“and”一个字，在中文上却大有分别。这分别不在意思，而在平仄。《牛全德与红萝卜》在英文上只有三个词，在中文上却有七个字。我决定用“与”而不用“和”，是要在几个平声字之间换一个仄声字，求声音有变化，有变化才有谐和。再者，“和”与“红”发音的部位相同，二字连续便拗嘴，换一个“与”字就没有拗嘴的毛病。因为胡风派的批评家在写批评的时候太不冷静，太不虚心，所以才有此疏忽。连我的书名字都没有看清楚，内容当然更不用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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