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胡风派的批评家说：“牛全德是兵士，红萝卜是农民，两种性格的刻画，诸如此类。”我的这部小说辛辛苦苦的费了一年的时间写出来，胡风派的批评家却只用这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轻轻的概括了它的题材和主题，实在是最坏的批评作风。我指责这位胡风派的批评家不负责任，是因为他竟用“诸如此类”四个字将一切问题一笔带过。既然什么问题都可以用“诸如此类”一笔带过，那还有什么批评可谈呢？比如我们读《战争与和平》，也可以说这部书是写拿破仑侵俄之战的故事和人物，诸如此类。请想想，这不是一大笑话吗？至于我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任何不怀成见、不企图诬蔑的读者都知道它决不仅止于刻画性格，它的主题是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移转，伟大的同志爱终于淹没了个人的恩仇。退一步说，即让这部小说仅限于性格刻画，只要我刻画成功，从典型的人物反映出这时代的历史影子，不也是很可喜么？抗战期中，有些自由的土地上用生产劳动改造“二流子”，认为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牛全德不也是“二流子”么？从抗日团体中他获得了改造的机会，终于成为一个为民族牺牲的英雄。我刻画出这样的性格，有什么罪过呢？事实俱在，任何不怀成见的读者都承认我的典型创造是成功的。胡风派的小圈子最好能创造出比我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更大的典型性格，更成功的人物才是，不应该对我这微小的成绩满怀妒意。至于说“牛全德是兵士，红萝卜是农民”，这说法也不够正确。我写牛全德的时候，只认为我是在写一个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并不认为我是在写典型的士兵。牛全德虽然干过十几年军队，但决不能作为士兵典型看。旧日的军营生活曾发展了他的流氓性是事实，但即让没有这一段生活他仍然是一个农村流氓无产者。胡风派的批评家之所以把士兵和农村流氓无产者混为一谈，没有透过某一些现象去把握到问题的本质的差异，也许是由于不懂，也许是由于粗心，也许是由于太傲慢而不愿认真的读一读我的作品。但不管怎样，既要写批评，就不应该有此情形。我写红萝卜时候是企图写出来一个相当富裕的自耕农，把他看成是一个具体的、现现实实的典型人物，并没有把他看成是一般的农民。单说“农民”，是抽象的、空洞的、没有阶层生活的人物。胡风派的批评家说“红萝卜是农民”，错了。为什么错了呢？因为，我所写的本来是十分具体的人物，经你一说，就变成了抽象的概念了。你既不理解红萝卜，也不理解我的创作企图和过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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