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写茅屋所在的环境，写人对色彩浓度的特殊感受，说“它坐落的浓郁得发黑的深绿色间”。这“发黑”二字，对我显得格外富于魁力。好比齐白石画荷，偏偏要用浓墨来画荷叶以显示绿色的深度那样，小说家用黑色来形容深绿色，表明艺术家引起感觉时就已经具备了夸张性，而不是在动笔写作时才有所夸张的。“新绿能醉人’的说法的比喻性和夸张性，未必是郁达夫动笔作记时才引起的。我虽不是小说家或画家，我由客体所引起的感觉也不那么“老实”。
昨天我们坐的轿车在并不忧郁的田野旁边行驶，车窗外微雨中那些闪烁在眼前的景色，格外令人感到欢快。除了红铜色的晚稻稻田，除了灰瓦粉墙的民居，除了安静和自得的兰山，除了绿得发黑的松柏……还间或出现了一种更有趣的东西—对绿树甘当配角，却反而成了主角的一些红色或黄色的秋叶。尽管只有细雨而没有阳光，那叶子红得好像正在闪光的乌柏树，那红叶红得好像正在燃烧的火焰。佐藤春夫小说的主人公，有“皈依温情而平凡的自然”的“渴望”。我此次南游，似乎也深感自然的“温情”而乐于“皈依”它。然而这种火焰般的红叶，颇有点喧嚣的味道，不是绝对“温情’的。不过，它却不同于色彩的噪声，它的喧嚣并未破坏自然那“温情”性的基调。
我的这种不假思索的直觉，这种直觉自身的夸张性，也许正是画家小说家在表达形式方面的创造性的一种可靠根据吧。
在佐藤这本小说的目录里，还有一篇引起我注意的篇名——《都会的忧郁》（我更来不及阅读）。也许因为江南的景色很优美，和我头脑里储存的令人感到过的忧郁成为鲜明的对比，所以它们对我才是不招自来而显现着，迫使我把它记下来的。譬如十年动乱中的批“黑画”，譬如某些并无真情实感却一味追求刺激性的“艺术”，譬如四天前那包围着我在都市的住室周围的浓烟、飞尘和噪声，也许因为这样的记忆很自然地成为当前景色的对比，我才更加觉得，宾馆窗外，那深绿和江声拥有令人感到欣喜的勉力。我追记上述感受的此刻，觉得批“黑画”者不只患了政治上的过敏症（也就是麻木症），而且在审美感受上患了迟钝症。艺术家们的遭遇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别：挨批的石鲁早已亡故，成为夭折了的天才；挨批的叶浅予却幸存着，他故乡桐庐县当局，在桐君山给他建筑了一座画室。
昨天我在桐君山参观了浅予画室出来，参观了民间艺人为陈老总作的浮雕式的木雕像，然后顺着山边比较平坦的石板路下山。路过合江亭（桐君山在两江会合处），为亭柱上的对联所吸引。据暂作导游的那位同志说，这石柱上原有的对联，在十年动乱里已被当成毒草毁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按原句重写重剑的。那一副明代当地县官撰写的对联的内容，和合江亭这一名称一样，具有表现当地自然景观的特点的意思。下联“数声渔笛月明中”，虽也显得风雅，也许因为我缺乏在这里月中观景的实感，对它并不特别欣赏。而它的上联——“别有丹青图不得”，却引起我的兴趣而久看不舍得继续赶路。因为，它生动地概括了艺术与对象的矛盾。
当然，富春江的优美景色，不是根本不能用绘画来表现的。浅予的长卷《富春江图》，不也像古人的《富春江图》的创造性那样，画出了他自己对故乡的美的特殊感受吗？看来这位明代的县官也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美学观，有认为自然美高于艺术美的特定信念吧。否认艺术形象可能比自然现象显得更美的判断是不妥当的，但就自然的丰富性和多变性与艺术反映的局限性、确定性的矛盾而论，对象自身也有“图不得”，即不可穷尽的美的更大限度的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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