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和他一次见面是他使我颇不愉快的事：他到我处来闲谈，见到案头一本新书，他一见书名便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此书是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虽是个罪该万死的大坏蛋，但书是喧腾人口的，北方在他死后五年出版，但销到上海来只有区区二十本，而且不公开出售，我辗转托友人抢到了一部，还不曾翻阅，便先给包老先生看到，连声说要借给他先睹为快。我心里老大不愿意，但碍于这位老前辈的面子，不好当面打回票，只好说自己尚未看过，要借，必须限期归还，他便挟着书走了。谁知一借几个月不还，半载一年也音信渺然，我多次写信到金神父路金谷村他的寓所索取，连回信也不给一封。最后实在忍不住了，便登门去坐索。那时已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不料金谷村已是金屋楼空，询问邻居，说包先生早已迁居台湾了。此事我真是耿耿在怀，一直要到八十年代上海书店重印此书，公开发售，才消了心头之恨。
包天笑之迁居台湾，并不是像后来国民党人物的逃亡，而是“板舆迎养”。包先生好福气，他有个儿子叫可永，学工程的，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祖国，第一任台湾省的行政长官是陈公洽（仪），他带了两位助手到台湾去接收，一个是办航运的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一个便是包可永。包可永成为台湾的要员，便把他的老父接到台北去奉养。可永是留学德国的工程专家，包天笑一介穷儒，哪来这笔钱培养儿子呢？原来他在上海时，曾以历年卖文所得买了一笔二十年期的五千元人寿保险，到期时一共得到七千元，他便用这笔钱让可永去德国留学，这是包天笑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
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及《续编》中只字未提他何时乔居台北，也不提及何时迁到香港，但至少于1949年还住在台北，这有书末所附1949年几乎全年的日记可证。他在台湾经历了“二二八”事变，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及金门炮战等事件，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所颁布的戒严令，恐怕比在上海沦陷时还要不自由。更有甚者，陈公洽下了台，而且被国民党所枪杀，包可永恐怕也在台湾呆不下去，所以只好迁居香港了。猜想他离开上海直到逝世，还有近三十年的海外生涯，在台湾大致是六七年，其余便都在香港度过的了，这近三十年漫长的岁月，我想包老先生一定非常眷念他出生和少年游钓之地苏州故乡的，只可惜他在书中并不曾留下只字。
行文至此，我方要提百年前的苏州情事了。那便是包天笑于1876年到1906年三十年的事。时为光绪二年丙子到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几乎和清德宗在位相始终。这三十年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自有历史在，可不必细说，包天笑在幼少年时代想必一定没有好日子过。首先是他生在一个贫困不幸的家庭。
说包天笑出生的家庭，倒并不是贫下中农，应可说是书香门第，不过到了父祖辈，命运不济，日益衰落，成了一户破落人家，连栖身之地都没一椽，短短数年中一直是租赁别人的房屋，而且常要搬迁，这在苏州中等人家是罕有的。未成年之前，有重闱在堂，祖母年迈重病，行动需人，母亲也患有肺病，还要通宵服侍病姑，白天则要依靠女红来对付一家的生计。包天笑对其母亲的辛劳是毕生难忘的，他多次称她为女中圣贤。他的父亲是一个遗腹子，也进入商界，只是都失败了，并在不到四十岁便死了，天笑还只有十七岁，便得负起家庭重担，幸在贤母的支持下，他还能不废读书，而且进学成了一名秀才。
包天笑第一次到上海是光绪十年甲申（1884），父亲因经商在沪，生了重病，那时还没有火车，也没有内河轮船，只是电报已通了，要母子到上海去侍疾。在今天苏沪之间，不消二小时便可到达，但在一百多年前，只有民船，需时三天两夜。一家四口到了上海，使九岁的包天笑大开眼界，其时苏州可还闭塞得很，和十里洋场，完全是两个世界。这一次上海之行，奠定了包天笑以后在上海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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