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先生姓曾，村里人都叫他曾先生。
他是货郎走后的第四天来的。那天傍晚，天色将暗未暗，炊烟正在各家屋顶上往高处爬，村口忽然来了一个穿靛蓝长衫的中年人，背着一只旧木箱，手里提着一面小鼓。他不像货郎那样挑着担子叫卖，也不像灰袍人那样骑马赶车，他只是安安静静地走进村口，在枣树底下站定，把木箱放在地上，从里面取出一块方帕铺开，然后坐下。
苏炎蹲在枣树上往下看，第一眼就觉得这人不一样。他瘦，但不弱，身形像一根被风吹弯了又直回来的竹子。他的长衫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却浆得平平整整的，没有一丝褶皱。他的脸清癯，颧骨高，一双眼睛不大，但黑得透亮，像两口极深的井，井底沉着很多他不想说的话。他坐下之后没有马上敲鼓，而是先环顾了一圈四周——看枣树，看井台，看远处的山，像是在用目光丈量这座村子的大小。那目光里有打量，有估量，还有一丝说不清楚的戒备。随即那戒备慢慢散了，像是确认了这里没有危险，他才轻轻舒了一口气。
当天晚上，曾先生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支了摊子。他敲了三下鼓，竹板一打，开口就说了一段《隋唐演义》里秦琼卖马的故事。那声音不高不低，咬字清晰，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该紧的地方紧得像绷断的弦，该松的地方松得像春风拂面。一段说罢，围观的村民意犹未尽，陈婶子第一个往他面前的木箱上扔了两文钱，宋婶子跟着扔了一文，庄叔从兜里掏出三文搁上去。曾先生拱了拱手，没数钱，只说了句多谢诸位赏脸。
往后他每天傍晚来枣树底下说一段。有时候说《三国》，有时候说《水浒》，有时候说一些野史杂谈。他的本事确实比那些走村串巷的江湖艺人大得多，节奏、语气、神情都拿捏得极好，一段书说下来能把人的心提起来又放下去。村里人渐渐跟他熟了，知道他姓曾，以前在京都最大的酒楼里当过几年说书先生，攒过一些家底。但问他后来为什么离开了京都，他只摆了摆手，说了句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便不肯再往下说了。他早年说书精彩，得的赏钱不少，可那些钱大多在逃命路上用尽了，如今只剩一只木箱、一面小鼓、一副竹板、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衫。他就靠着这些东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这天傍晚，曾先生照例在老槐树底下支了摊子。雪化了大半，地面湿漉漉的，槐树底下的泥地被踩得实实的光光的。围坐的人比往常多了些，连巷子深处那些平时不怎么出门的老人都搬着小马扎出来了。几个半大小子光着脚挤在最前面，蹲在地上仰着头看他。苏炎蹲在枣树上，位置正好，看得清楚。
曾先生敲了三下鼓，清了清嗓子，开口说的却不是往日那些熟段子：列位老小，今儿不说三国，也不说水浒。说一桩新鲜事——是前阵子我在隔壁县听来的。说有一家大户，老太爷当年是进士出身，在京城做过几年官。老太爷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娶了一房媳妇，媳妇是个本分人，嫁进门之后孝顺公婆、操持家务、里里外外一把手。可老太爷一直嫌她娘家穷，嫌她没见识，嫌她配不上他儿子。那媳妇生了两个闺女，老太爷更不待见了——说她们家没个带把的传香火。家里上上下下都瞧不起那媳妇，连丫头婆子都敢给她脸色看。她男人倒不是坏人，可也没替她说过几句话。他总觉得——我娘她那人就那样，你多担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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