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时，听到了港方已树白旗，日军先头部队已到香港酒店的消息。……”
“26日……局面既变，我就决定与梁先生、云川、黄瓒即刻搬到炳海给找到的新址去住，新地方是广州知用中学的一个小学部，在西环××台。……新地方的房在三楼……夜幕下垂，香港第一次有了她破天荒的安静，静，没有光，简直是一个死了的世界!
“云川、我和梁先生在黑暗中闲谈，讲到北平，那是我也是梁先生长大的地方，谈到最早的报纸，谈到办爱国正宗白话报启蒙画报的彭翼仲。梁先生告诉我，彭是他的亲戚，白话报在彭逝世后，他还接办过一个时期，后来不能支持才停版。……我只知道梁先生曾和李石曾在天津办过报，不想他还有更早的办报历史!”
“27日，早起盥漱后到阳台前眺望。搬过之后我们可能作的事已只剩了看书、闲谈、眺望这三件事。阳台，今天对我们的意义，完全和囚徒与牢狱的窗子相同。我们已把自己拘禁起来，为了怕被敌人发见，更怕被汉奸发见。……和梁先生长谈，还使我知道了他是为行而求知，知后即求行的人。……他一生可以说知道一步就想做到一步，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自非一般盲目清谈‘中国文化世界第一’的人所能望其项背。
“他自己和我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见解，他久已感觉不满，自民国十五年，即曾着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不过至今尚未出版。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来，他孜孜不倦、日求进步、不自满足的精神。……
“在和梁先生共事之前，我们曾谈过一次，但那是事务性质的谈话，并未涉及思想范围，三个月的共事时间，同时每天有机会读他在报上发表的《我努力的是什么》和《中国问题》，才比较清楚的了解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但最叫我感到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为人。‘言忠信，行笃敬’，我觉得他是一个忠实的履践者，这种笃行精神，对于和他接近的人，都会有一种精神方面的感召，我在环绕着他的学生或朋友身上，随处都可以找到这类验证。
“也就是为了他的这种精神，使他成为一个求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而不是空想的哲学家!
“他的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是因为最初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乡村，从建设乡村一滴一点的作，依百尺之台起于垒土的原则，中国可以逐渐走上轨道。他悬着这个理想，北伐后初求实现于广东，未能如愿（曾被任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未就），再与梁仲华等合作，于河南办河南村治学院，以战争停顿，之后始到山东，在邹平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时间较长，成就尤大，至山东为敌侵入方始罢手。
“在山东的时间应说是他的思想得到了实际实行的机会，在实施中，当然他自己对问题的认识会更深入。由于抗战的发动，也因为若干年的体验吧，我想：他已知道由教育民众作起太慢，在中国有点缓不济急，太被动，任何的政治力量，一举手都可以把你辛勤多年的收获粉碎。所以在抗战后他的目标遂集中于中国政治的改造，自国防参议会在南京成立，他受聘为参议员起，即以全力为政治而奔走。他曾深入华北敌后视察，凭所见所闻而决定中国只有团结、进步，才能抗战获胜，才能建设新中国，以后的行动，遂一以此义为指归。
“梁先生为了早年倾向佛教，养成素食习惯……至于衣服，更是蔽体御寒而外，他无所求。个人生活如此简单……遂能一切不为物囿而求心之所安，对这样的人，谁能不肃然兴钦敬之念。”
“28日……入夜续和梁先生闲淡，今天谈的主题是韩复榘……梁先生对韩的最后态度所以暗昧有很详细的陈述，他说那些情形对中央他曾谈起过并曾尽过力。不过对邹平，韩的态度却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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