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蹲在希望小学的地基坑边，指尖刚碰到那层裹着柏木的红布，就被扑面而来的旧木头腥气裹住了。坑边围了二十多个村民，有扛着锄头的茶农，有抱着孩子的妇人，连刚放学的几个半大孩子都踮着脚往坑里看，眼睛瞪得溜圆。
“晚丫头，慢着点，别碰坏了东西！”王贵支书的声音发颤，他攥着锄头柄的指节都泛了白，“这箱子埋在这儿快八十年了，说不定真是我爹当年藏的东西。”
二柱攥着撬棍的手也紧了紧，刚才他一锄头下去磕到硬东西，刨开浮土就露出了刻着莲纹的柏木箱子边缘。苏晚深吸一口气，和陆霆琛对视一眼，两人同时发力，撬棍顺着木箱缝隙卡进去，“咔”的一声轻响，箱盖被掀开一道缝。
红布包着的东西露出来，不是金银珠宝，是一摞摞用粗棉线捆好的银元，还有一张泛黄的毛边纸。陆霆琛伸手把纸抽出来，指尖拂过上面的字迹，声音沉了下来：“民国二十九年，卧龙村茶农凑大洋三百二十块，托送抗日前线，未果，藏于校址地下，愿吾辈勿忘国耻。”最后落款的名字，正是“王富贵”——王贵支书的父亲，十年前在茶林后山挖出的抗日英烈碑上，第一个刻着的名字。
“是我爹！”王贵“噗通”一声跪在坑边，老泪顺着皱纹往下淌，“我爹当年是民兵队长，带着十几个兄弟凑了军饷，本来要送到山外的游击队，结果遇上鬼子扫荡，全牺牲在了后山坳里……”
苏晚伸手扶他起来，指尖触到他冰凉的手背，心里也跟着发酸。她蹲回坑边，小心翼翼地把红布包抱出来，银元沉甸甸的，每一块都带着岁月的包浆，毛边纸上的墨迹虽然淡了，却依旧透着当年的决绝。“这是茶农们的心意，也是英烈们的遗愿，我们不能私留。”她抬头看向围在坑边的村民，声音清亮，“应该交给国家博物馆，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卧龙村的骨气。”
村民们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张婶子抹着眼泪喊：“晚丫头说得对！这钱是烈士们的，该交给国家！”二柱也跟着点头：“对，我刚才就觉得这箱子不一般，交给公家才对！”
县文物局的车很快就到了，穿藏青色制服的同志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把银元装箱，又拿着相机对着毛边纸和木箱拍了十几张照片。局长握着苏晚的手，激动地说：“苏同志，太感谢你了！这批军饷是我们找了十几年的抗日文物，能完整保存下来，多亏了你！”他当场就开了收据，又安排人把木箱运回县里，说会尽快送到省博物馆展出。
接下来的日子，希望小学的工程进度快得惊人。工人们加班加点，用当地的青石板铺地基，用本地的松木做门窗，三个月后，六间青砖瓦房的教室、一个铺着砂石的操场，还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就建好了。开学那天，全村的孩子都穿上了新做的蓝布褂子，背着绣着小花的书包，从村头的破庙搬进了亮堂堂的新教室。
第一节课是语文课，年轻的女老师站在黑板前，写下“勿忘国耻”四个大字，孩子们跟着念，声音脆生生的，飘出窗外，落在刚抽芽的茶树上。苏晚站在教室窗外，看着孩子们仰着的小脸，眼眶有点热——前世她连学堂的门都没进过，这辈子不仅让自己的弟弟读了大学，还让整个村子的孩子都能坐在干净的教室里读书。
半个月后，省扶贫验收组的车开进了卧龙村。带队的李处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党员，戴着老花镜，手里攥着厚厚的台账，先去了合作社的加工厂，看了正在分拣的紫娟茶干，又去了茶林后山，沿着苏晚修的灌溉渠走了一圈，最后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翻看着村民们的收入证明。
“苏同志，”李处长推了推眼镜，指着台账上的数字，“去年咱们村人均年收入是820块，今年是4920块，整整翻了六倍啊！而且你带动的不是一个村，是周边三个自然村的茶农，都跟着合作社搞种植，这个脱贫成果，实打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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