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医的现实，”她在笔记中写道，“辨证有主观性，有经验依赖性。要用于科学研究，必须标准化。”
她设计了一份详细的“慢性疼痛中医辨证量表”，将疼痛的性质、部位、时间规律、伴随症状、舌象、脉象等分解成可量化的条目。量表经过三轮修改，最终形成了包含三十八个项目的评估工具。
赵青原的任务最艰难——整合。他要在陈明远的技术方案和王素英的临床方案之间搭建桥梁。连续三天，他工作到深夜，办公室里堆满了草稿纸。有时他会去沈墨轩的书房请教，老人总是耐心倾听，然后提出关键问题：
“青原，你想过没有，这个研究最终要回答什么问题？”
“我们想找到中医证型的客观标志物，为精准治疗提供依据。”
“那很好。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通过这个研究，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医概念的本质。比如‘寒证’，可能对应着特定的代谢状态；‘瘀血’，可能对应着某些代谢通路的异常。这不只是找标志物，更是理解中医理论的现代含义。”
这番话让赵青原豁然开朗。他重新调整了研究目标：不仅寻找关联，更要尝试解释关联背后的生物学意义。
周五傍晚，三个人带着各自的方案再次聚在学术厅。窗外又下起了雨，但这次的雨声轻柔，像是为这场重要的讨论伴奏。
陈明远展示了技术方案：计划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分析血液和尿液中的小分子代谢物；样本量至少需要三百例，分为健康对照组和不同证型的疼痛组；数据分析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寻找差异代谢物。
王素英展示了临床方案：选择三种常见慢性疼痛——偏头痛、腰背痛、关节炎痛；每类一百例，共三百例；所有患者完成西医诊断和中医辨证评估；治疗上，对照组用常规西医治疗，实验组用中西医结合个体化方案。
赵青原则展示了整合方案：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为期三年。第一年，建立方法，完成一百例预试验；第二年，扩大样本，完成三百例主要研究；第三年，验证发现，设计靶向性治疗方案。总预算需要三万大洋——这在当时是笔巨款。
“三万大洋？”王素英倒吸一口凉气，“研究会一年的经费才多少？”
“可以向南京申请专项，”陈明远说，“也可以尝试国际基金。”
“但申请需要时间，而且不一定能批。”王素英皱眉。
讨论陷入僵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三个年轻人看着彼此，眼中都有不甘，但也都有无奈。
这时，林静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打扰一下。刚收到哈里斯医生从英国寄来的信，他联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方对我们的研究方向感兴趣，愿意考虑资助。”
信在三人手中传阅。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世界上最着名的医学研究资助机构之一。信中写道，基金会对“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的结合”这个方向很有兴趣，如果研究会能提交详细的研究方案，有可能获得资助。
“机会来了，”陈明远眼中重新燃起火焰，“但我们必须拿出真正有竞争力的方案。”
“时间很紧，”林静说，“基金会秋季截止申请，我们只有两个月时间准备完整的申请材料。”
“那就抓紧，”王素英站起身，“从今晚开始，我们重新设计，精简方案，突出创新性和可行性。”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夜幕降临，星光在清澈的夜空中闪烁。学术厅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三个年轻人，加上后来加入的几个助手，围在桌旁，争论、修改、计算、重写。咖啡壶空了又满，满又空。窗外的天津渐渐沉入梦乡，只有这里，还有人在为明天的医学点灯。
申请工作成了接下来两个月的重心。研究会调整了工作安排，抽调了六个人全职准备申请材料。林静统筹，陈明远负责科学部分，王素英负责临床部分，赵青原负责整合和撰写，还有两位研究员负责预算和后勤。
这期间发生了几次激烈的争论。最大的争议出现在研究设计上——是否应该设立单纯中医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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