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环节开始前，陈教授上台简要介绍了治疗策略的中医理论基础。这位七旬中国学者用流利的英语，将传统中医的“平衡”理念与现代免疫学概念联系起来，既不神秘化也不过度简化。
“我们不是用草药替代科学，而是用科学理解草药，”陈教授最后说，“在东方医学传统中寻找可以验证的智慧，这是我们的尝试。”
然后是提问环节。第一个问题来自前排的知名怀疑论者，剑桥大学的免疫学家詹姆斯·威尔逊教授。
“哈里斯医生，我必须说你们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但十二名患者，即使结果再好，也仅仅是初步观察。你们计划如何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特别是考虑到你们的治疗包含多种成分，如何进行安慰剂对照？”
这是一个尖锐但合理的问题。哈里斯早有准备：“我们已经在设计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方案。关于复杂干预的对照问题，我们考虑采用‘拆解研究’设计，逐步分析各个成分的贡献。目前，天津医科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已同意参与下一步研究。”
接下来的问题从各个角度涌来：关于中药提取物的标准化、关于潜在毒性、关于治疗费用、关于作用机制的不确定性...哈里斯、陈教授和李梅分工回答，既不回避难点，也不过度承诺。
四十五分钟的演讲和提问结束时，会场响起了真诚的掌声——不再是礼节性的，而是对扎实工作和坦诚交流的认可。
六
演讲后的午餐会上，哈里斯团队被各国研究者包围。有人索要论文副本，有人询问合作可能，有人直接提出批评。
德国马普研究所的穆勒教授直言不讳：“我喜欢你们的研究思路，但方法学需要加强。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协助设计三期临床试验方案。”
日本京都大学的田中教授则对中西医结合部分特别感兴趣：“我们也在研究汉方药的免疫调节作用。或许可以共享一些植物化学分析数据。”
最意外的访客是安东尼·克拉克爵士——英国皇家医学院前院长，也是哈里斯在伦敦医学院读书时的导师之一。这位八十岁的医学泰斗拄着手杖走过来，眼中闪烁着哈里斯熟悉的光芒。
“哈里森，你让我这个老头子感到骄傲，”克拉克爵士拥抱了昔日的学生，“也让我困惑。在中国的小诊所里，你怎么做到我们在大医院没做到的事？”
“运气，坚持，还有开放的心态，”哈里斯回答，“以及一群出色的中国同事。”
“论文我读了三遍，”克拉克爵士认真地说，“你知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吗？不是数据，而是你们对患者长期随访的坚持。在现代医学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这种连续性关怀本身可能就是治疗的一部分。”
下午的分组讨论中，一场关于论文的专题辩论意外成为峰会焦点。支持者和质疑者各抒己见，辩论激烈但基本保持学术风度。
“我们不应该因为研究来自非常规场所就轻易否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华裔研究员陈莉莉博士发言，“科学史上许多突破都来自边缘。关键是研究质量本身。”
反对者则坚持高标准：“罕见病研究本来就容易产生假阳性结果。越小样本的研究，越需要严格的设计。热情不能替代科学严谨。”
哈里斯作为被讨论的对象，安静地坐在听众席上记录。陈教授低声对他说：“这就是科学共同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视角里寻找真理。”
“就像盲人摸象，”李梅医生轻声接道，“每个摸到一部分，争论象是什么。需要有人退后一步，看到整体。”
七
峰会最后一天傍晚，哈里斯独自走在泰晤士河边。伦敦的秋日黄昏来得早，河对岸的灯火渐次亮起。他想起二十年前，作为医学院学生，他常常在这条河边背诵解剖学名词，梦想着未来的医学突破。
手机震动，是天津诊所的来电。刘医生兴奋的声音传来：“医生，您猜怎么着？今天我们又收到三封国际合作邀请，分别来自加拿大、法国和韩国。而且，第一批患者中有一位今天结婚了！她特地来诊所送喜糖，说没有我们的治疗，她不敢想象能穿上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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