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研究会开设了第一个培训班——“中西医结合临床基础课程”。计划招收二十名学员，结果报名的有八十多人，有年轻医生，有医学院学生，甚至还有几位开业多年的老大夫。
沈墨轩亲自面试筛选学员。面试的问题很特别：
“如果一个患者发热、咳嗽，西医诊断为肺炎，用抗生素治疗。中医望闻问切后，辨为风热犯肺。你会如何向患者解释这两种诊断？”
“如果一个中药方剂确实有效，但现代科学还未完全阐明其作用机制，你会如何使用它？”
“当西医治疗和中医治疗可能出现冲突时，你如何决策？”
通过这些问题的回答，沈墨轩挑选出了二十名最具开放思维和批判精神的学员。开班那天，新教室坐得满满当当。
沈墨轩的开场白很简单：“在这个班里，你们要学会放下成见。西医背景的，要暂时放下‘只有可测量的才是真实的’这种观念；中医背景的，要暂时放下‘古人智慧不可质疑’的想法。我们要一起探索第三种可能性——融合与超越。”
课程由沈墨轩和哈里斯共同设计。上午讲理论：中医基础理论精要、西医病理生理核心、二者对比与对话。下午是临床实践：在标准化诊室里，学员轮流接诊真实患者，沈墨轩和哈里斯在一旁指导。
“这位患者关节痛，西医检查是骨关节炎，中医辨证是肝肾不足、寒湿痹阻。你会如何制定治疗方案？”哈里斯问一位学员。
学员思考后回答：“西医可以用非甾体抗炎药控制疼痛，中医可以用温补肝肾、祛风湿的方药。同时可以教患者功能锻炼，配合针灸缓解症状。”
“很好，”沈墨轩点头，“但要注意药物相互作用，还要考虑患者的整体状况和生活质量。”
培训班进行了三个月。结业时，二十名学员都提交了一份完整的中西医结合病例分析。这些病例报告被装订成册，成为研究会的第一份正式教学成果。
盛夏八月，研究会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枝繁叶茂，投下大片荫凉。树下的石桌旁，沈墨轩和哈里斯正在审阅一份刚刚完成的研究报告——关于针灸辅助治疗化疗后恶心呕吐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
“六十八例患者，真针灸组有效率78%，假针灸组35%，常规药物组42%，”哈里斯指着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更重要的是，真针灸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着高于其他两组。”
沈墨轩仔细看着报告中的中医辨证分型部分：“有意思。脾胃虚弱证型的患者对针灸反应最好，有效率92%；而肝胃不和证型的只有65%。这说明，即使在针灸治疗中，中医辨证仍然有指导意义。”
这是备案后研究会完成的第一个严格设计的临床研究。报告将投给《中华医学杂志》，这是国内最权威的医学期刊。
“如果发表，这可能是第一篇同时包含现代临床试验设计和中医辨证分型的论文，”哈里斯说，“会是一个标志。”
沈墨轩放下报告，望向院子里的槐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蝉鸣声此起彼伏。
“备案四个月了，”他缓缓说，“我们有了合法身份，有了新场地，办了培训班，完成了研究。看起来一切顺利。”
“但你觉得不安？”哈里斯敏锐地察觉到沈墨轩语气中的异样。
沈墨轩点头：“太快了。树长得太快，根就扎不深。中西医结合这条路，需要的是深扎土壤、缓慢生长的力量，不是一夜开花的繁华。”
他站起身，走到槐树下，手掌贴在粗糙的树干上：“这棵树，我三十年前刚来天津时就这么大。三十年，它几乎没长高多少，但你看它的根，已经深入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一场大风可能吹断新长的树枝，但吹不倒这棵树。”
哈里斯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说，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基础建设上——人才培养、方法学构建、理论探索，而不是急于出成果、扩影响。”
“正是，”沈墨轩转身，“备案给了我们平台，我们要用这个平台做真正扎实的工作。十年、二十年后，当人们回顾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历程时，我希望他们看到的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实实在在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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