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大同宣言》的墨香仿佛还在空气中飘荡，它所激起的波澜尚未平息，赞誉与质疑依旧在知识界的茶余饭后回荡。然而，对于林怀仁而言，再响亮的宣言，若没有实实在在的病例作为注脚，也终将是空中楼阁。他深知，理想的宏大厦，需要一砖一瓦在实践中垒砌。而此刻，他最期盼看到的，并非更多的讨论，而是一个能证明这条道路可行的、活生生的例子。
这个例子，并没有让他等待太久。它来自一个他寄予厚望的年轻人——陈明远。
陈明远是“启明诊所”被砸那年，最早坚定站在林怀仁身边的弟子之一。他出身江南一个耕读之家，家境尚可，得以在新式学堂念书，英文底子甚好。然而，一次家人被一位走方郎中误治的经历，让他对传统医学产生了复杂的情感，既有怀疑，又有一种不甘的好奇。后来他辗转来到北京，本想报考西医学院，却偶然听到了林怀仁那场着名的北大讲座。林怀仁那种不偏不倚、力求融通的理性态度，瞬间击中了他。他毅然放弃了原有的计划，拜入林怀仁门下，成了“怀仁中西医传习所”的第一批学生，也是最刻苦、最富悟性的一个。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内经》、《伤寒》，同时也捧着格雷的《解剖学》英文原版啃读。他常常在显微镜下观察血液涂片后，又去体会老师所讲的“气血”变化；在研读西医的炎症理论时，会下意识地对照中医的“热毒”、“瘀血”概念。林怀仁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常对身边人说：“明远此子，心思缜密，能通中西之邮，未来或可承我衣钵。”
机会终于降临。在仁济医院的合作病房里，收治了一位名叫周福贵的年轻车夫。他病情极重，被诊断为“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晚期”。X光片显示他的左肺几乎完全毁损，形成多个巨大空洞，右肺也布满了播散性的病灶。他持续高热，咳嗽剧烈，痰中带血丝甚至血块，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躺在病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西医方面，方维朴院长已经用尽了所有能用的手段：卧床休息、高营养支持、甚至尝试了效果不彰且病人难以耐受的人工气胸术。痰液中持续检测到大量的结核杆菌，预后被判定为“极差”，几乎已被宣判了死刑。
周福贵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每日以泪洗面，那绝望的气息弥漫在病房的每个角落。方院长在例行联合查房时，面色凝重地对林怀仁说：“林兄，这个病例，恐怕……我们已是回天乏术了。”
林怀仁仔细检查了病人。脉象细促无力，如游丝将断；舌质光绛无苔，如镜面般干燥；颧红如妆，是典型的“戴阳”假象；周身肌肤干燥甲错，五心烦热。他沉吟良久，缓缓道：“此乃‘肺痨’重证，阴阳俱虚，气血耗竭，津液干涸，已至危殆之境。若纯用攻伐，恐正气立散；若一味滋补，又恐虚不受补，闭门留寇。难，难啊……”
站在林怀仁身后的陈明远，却紧紧盯着病人的X光片，又回想刚才诊察的每一个细节，眼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坚定：“老师，方院长，学生有一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林怀仁和方维朴都看向他。
陈明远条理清晰地分析道：“西医诊断明确，结核杆菌肆虐，肺部组织大面积坏死，此乃‘邪盛’之极。但病人目前高热、镜面舌、脉细数，乃阴液涸竭，虚阳外越之象，此为‘正虚’之极。当此之时，若只顾杀灭痨虫（抗菌），恐病人羸弱之体无法承受药物副作用，且津血已枯，药物亦难达病所。学生以为，当务之急，并非直接‘祛邪’，而是‘留人治病’，急当‘益气养阴，固脱救逆’，先稳住一线生机，待正气稍有回复，再图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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