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通过张小北认识李穹的。说起来我刚认识张小北那会儿还是七年前。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冬天里他穿件绿色的军大衣，就站在我们家胡同口的天桥底下，逮就压低声音跟问：“师傅，要碟吗？进口的国产的都有，便宜。”一脸的严肃，跟个大尾巴狼似的，鼻子尖通红，偶尔还流着鼻涕。
有天晚上我从语言学院听完英语课回家，从他身边过，感觉一个东西向我倒来，像个人，我慌忙躲过，那东西咣倒在天桥底下。我低头一看，敢情是每天都能见面的大尾巴狼兄弟，我在过路群众的帮助下送这厮到了海淀医院。人民医院为人民，死活跟我要五百块钱押金才能让张小北同志入住，我想这也是本着对国家医疗事业负责的精神。当时张小北同志远没有现在这么富态，要不是从他身上出一张北京的身份证，打死也没人相信他居然是一首都青年。我估计要是有西方记者拍到他当时的惨状，肯定又得以为中国在闹饥荒，要不也得以为又是一冤假错案的家属上京告御状体力不支昏倒街边。反正他当时是充满了悲壮色彩地躺在病房里高烧四十多度。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这厮醒来之后看着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包，天桥底下那包，碟都在里面呢。”极具革命色彩。那时候我们报社刚组织看完电影《焦裕禄》，我一下想起了焦书记在病榻上还关心兰考人民的镜头，险些落下泪来。
我跟他问了他们家地址。那时候电话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普及，我大冬天的在一个大学同学的陪伴下骑车一个多小时到他们家宣布这个不幸的消息。张小北他爸警觉性特高地揪住我问是不是车祸，是不是我撞的。我当年就是一大学刚毕业的小姑娘，他们家老爷子的话简直让我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了，我对天发誓不是车祸，再说我没车，我就一辆“二六”的永久，就是撞也不能把他撞咋地。他爸将信将疑地跟我往医院方向走，生怕我跑了，我只能对老爷子实话实说：“我还垫了五百块钱住院费呢，我没拿到钱你就是赶我我也不走。”到了医院，问清了情况，张小北他爹才还给我五百块钱。我想我日后的堕落跟那次助人为乐却被当成肇事者的历有着直接关系。
张小北出院之后我又在天桥底下遇到他一次，他是专门等我跟我道谢的，请我吃了一顿涮羊肉。那次我才知道他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打算跟几个同学合伙搞个小电脑公司，卖盗版是他们筹集资金的一个方式。后来我每次路过中关村，看见天桥底下推着自行车或者背着小书包向路人兜售光碟的青年，都能想起当年的张小北，甚至当张小北同志已走进了千万富翁的行列之后。我前年有一回跟朋友去“雕刻时光”喝咖啡，路过北大南门，一神情略带憔悴的青年压低声音问我：“小姐，办文凭吗？身份证、护照都能做，价钱好商量。”记忆深处那个兜售盗版光碟的张小北又鲜活起来，好像就在昨天。
如今，我侧目注视着张小北那打扮得比明星还时髦的老婆李穹，真是感慨万千。那年我送张小北到医院里，他在昏迷的时候还紧紧捂着绿色军大衣口袋里的那两百来块钱。张小北真是我的朋友圈子里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李穹又一脚死刹车把现代停在三环边上一家酒吧的门前。“走！”下了车她继续狠狠地踏着正步向前走。这家叫做“1919”的酒吧是我和朋友们常来的地方，老板是台湾人，我以前做小报记者的时候常常为了追逐采访对象来这里。但那时我并不喜欢这里，觉得这里太闹腾，最主要的是东西都死贵死贵的；后来我有了一点儿儿名气之后才喜欢来这里，因为这里的东西贵，因为这里够颓废，因为这里也是我的一个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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