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就更不用说了，军器、农具、炊具——哪一样离得开铁？那些铁矿主、铁器商，哪个不是和地方官勾勾搭搭？哪个不是有靠山、有背景？
王鏊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画面——朝堂上，御史们一个接一个地上疏弹劾他。
地方上，士绅们联名上书告他的状。
市面上，商人雇来的地痞流氓在街上闹事，砸了户部的税关，烧了征粮的仓库。
京城里，那些和他称兄道弟的同僚们，一个一个地和他划清界限，避之唯恐不及。
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站在风口浪尖上，四面八方的刀剑都朝他砍过来。
毕竟天下人不敢骂皇帝，因为皇帝是天子，是九五之尊，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骂皇帝，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欺君罔上，就是诛九族。
但他王鏊不一样，他是臣子，是户部尚书，是执行皇帝政策的“具体负责人”。
税没收上来，是他的责任；政策推行不下去，是他的无能；激起民变，是他的过失。皇帝永远是对的，错的一定是他这个办事的人。
王鏊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说不清的苦涩。
这一刻，他忽然想起了韩文。
他王鏊，会步韩文的后尘吗？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从今天起，他站在了一条最窄、最险、最让人胆战心惊的路上。往前走，是万丈深渊；往后退，是皇帝手里的刀。
他的脚步又动了起来，继续往前走。靴子踩在金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一下，像是在丈量着他还能走多远。
午门到了。
王鏊站在午门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冷风灌进肺里，刺得他咳嗽了两声。
他回头看了一眼紫禁城。
红墙黄瓦，巍峨壮丽，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冷冷的光。他看了快三十年了，从来没有觉得这座宫殿这么陌生过。
“大人——”
身后传来随从小心翼翼的声音。
王鏊没有回头。
“回府。”
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焦芳走出奉天殿的时候，腿还在发软。
他死死地攥着笏板，指节泛白，青筋暴起。那不是用力，是在发抖，只是他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所以拼命地攥着，用疼痛来掩盖颤抖。
他是吏部尚书，正二品，管着天下文官的选任、考核、升迁、黜陟。
大明两百多个府、一千多个县，从内阁大学士到九品巡检，天下文官的仕途浮沉，都在他吏部的一纸公文里。
以前，他的权力大得吓人。哪个官员该升了，哪个官员该调了，哪个官员该贬了——吏部文选司的笔杆子一落，就是定论。
那些在地方上干了十几年的知府、知县，想进京做官，得先过吏部这一关；那些在朝中做了多年的郎中、员外郎，想升侍郎、尚书，也得先过吏部这一关。
他的门生故旧遍布天下，他的关系网密不透风，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程，也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但今天，皇帝在大朝会上说的那些话，像一盆冷水，把他从头浇到脚。
“六年、三年才看一眼——朕养的这是官员，还是放养的牛羊？”
这句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当着藩王宗亲的面，当着六军都督府几十位将领的面，清清楚楚地灌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放养的牛羊。
这是皇帝对沿袭了上百年的京察、大计制度的评价。
不是批评，不是质疑，是定性——皇帝把吏部执行了上百年的官员考核制度，直接定性为“放养牛羊”。
那他焦芳是什么？放羊的人。
他管着天下文官的考核，六年一次京察、三年一次大计，这套制度在他手里运行了这么多年。
皇帝说这套制度是笑话，那他就是在制造笑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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