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数日后朝会，争议再起。有御史痛心疾首，指斥此举是“开匠作干政之渐”，将使“士习嚣然，尽趋末利”；有官员质疑“设立研习所，招募工匠生员，岂非变相增置衙门，耗费钱粮？”；更有人将矛头指向徐光启本人，暗示其“以首辅之尊，溺于奇技，有失大臣体统”。
这一次，徐光启准备得更为充分。他没有陷入道德层面的争论，而是让李之藻（已被特旨召至京城以备咨询）带着那本《江南织造机宜辑略》初稿和厚厚一叠数据摘要，列席旁听，以备质询。
当反对者高谈阔论时，徐光启平静地请李之藻出列，直接询问：“敢问诸位，可知苏松官营织造，因采纳新法，去岁比前岁，多织上等绸缎几何？多缴税银几何？织工匠役，人均所得增减如何？”
李之藻早有准备，朗声报出一个个经过反复核实的数字。当听到“税银增二万七千余两”、“匠役人均日省力三成，工钱反增五分”时，许多反对者一时语塞。空谈道德，在确凿的利益数字面前，显得有些无力。
徐光启适时接口：“《大学》言生财有大道，《周礼》考工记详备。圣人岂鄙薄制器利用乎？今所为者，非为奇技淫巧，实乃循圣贤之道，究生财之本，省民之力，增国之赋。若因虚名而废实利，恐非为国之道。至于‘研习所’，不过集巧匠试良法之地，若试而无成，随时可撤；若试而有利，则利国利民，何乐不为？其所费，较之岁增之利，不过九牛一毛，且皆从已有物料匠役中调配，何言靡费？”
他再次将议题牢牢锁定在“实利”与“效费比”上，这是皇帝最能听进去的语言。
龙椅上的万历皇帝，听着下面的争吵，目光在李之藻呈上的那些写满数字的摘要上扫过。他对那些大道理感到厌烦，但“税银增二万七千余两”这个数字，他听清楚了。去岁内帑从江南织造那边，似乎确实多分润了一些。设立个“研习所”试试，好像……也花不了几个钱？还能让宫里用的缎子更好些？
“够了，”万历有些不耐烦地打断朝臣的争论，“徐先生所奏，朕知道了。无非是让工匠们有个地方，好生琢磨些省力增利的法子，既于国课有益，又不多费钱粮，朕看……可行。便依徐先生所议，准于工部设‘匠作提举司’，在苏州设一处‘匠作研习所’。一应事宜，仍由徐先生总揽，务求实效，不得张扬生事！”
“臣，领旨谢恩！”徐光启深深一揖，心中一块大石落地。尽管名称、规模、权限都与他理想中的“格致院”相去甚远，但“匠作提举司”与附设的“研习所”，已然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格物改良”不再仅仅是零散的试点，而是拥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官方协调与研发机构！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许多人意识到，一股难以名状、却与“实利”紧密相连的新风，正以徐光启为首，悄然改变着某些既定的规则。而在江南，宋应星闻讯，激动得一夜未眠。他知道，自己收集整理的那些匠艺图谱、那些异想天开的改良念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放、可以试验、甚至可能发扬光大的“家”。
“匠作提举司”的获批，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其引发的涟漪，将远远超出织造业的范畴，悄然推动着帝国向着一个更加注重“效率”与“实学”的未知时代滑行。徐光启心中那幅“格致院”的蓝图，似乎又清晰、靠近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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