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自“靖难之役”始，宦官的作用不仅成为战争中的应急手段，也成为取代藩王的地位，弥补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出现的真空制度，促使“靖难之役”以后，明朝军事战略的重心从藩王转移到宦官身上，即从“家人”转移到“家奴”身上。自永乐朝始，宦官监军已成定制，并成为明朝宦官参预军事的主要内容。无论平时战时、京营边寨、明初至明末，宦官监军一直没有停止。几乎每一次军事活动都有宦官监军。后人对此评为，“靖难之役”以后“士大夫多缩匿，而诸奄无所顾惜，会又多域外人，文是既借其锋，便不能如祖训云云，势使然也。”16
春秋中文社区bbs.三、崇祯朝宦官监军制度之高峰
崇权即位之初，深知宦官专权乱政之病，诛巨宦魏忠贤及其党羽，并一再表示不能依靠宦官。“诏内臣奉命不得出禁门。”17谕兵部将：“各处镇守内官，一概撤回。凡相机度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督抚便宜调度。”18决心屏绝宦官参预军事，强调“内臣协镇，一柄两操，甚无谓。矧宦官观兵，古来有戒，其概罢之”19。但不久，崇祯又重新启用宦官系统，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受形势所迫。当时国运已衰，农民起义遍布全国，后金虎据东北，雄视关内，明朝兵堕将骄，粮响无蓄，节节失利。崇帧7年（1634）6月，崇帧诏文中所述甚明：“朕御极之初，撤回内镇……已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负国家也。联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览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知引罪。”20其二就是认为官僚系统不力，苦于近臣陷于党争而不能自拔，在形势面前束手无策。从万历起，盈廷争讼几十年，朝臣陷入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诛魏忠贤，定逆案，但党争仍无停止。同时辽东正在失沈阳、失辽阳、失广宁，一步步敞开亡国的门户。崇领6年（1626）副都御史王志道等上疏指劾宦官参政（21）。崇祯则不以为然，反而面斥朝臣朦徇诿饰，不肯尽力，无奈方任用宦官（22）。“既而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复思用近侍”。（23）其三又与崇帧的心理特点有关。史称崇帧“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丧气。任察则苛刻寡恩，丧弃则急剧失措”（24）。从而加剧了对臣僚的不信任感，君主日益凌驾于正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导向“君主多用奴仆”的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宦官以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势力不断增加，活动地围从内廷发展到外廷，成为皇帝的代笔人和代言人，成为皇帝与外界联系的纽带。崇帧因此重蹈复辙，不久就全面启用宦官系统。
崇帧2年（1629）始遣“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太监冯元升核军迄，始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军”（25）。
崇帧4年（1631），派宦官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监饷宣府，刘文忠监饷大同，刘允中监饷山西。命王应朝监军关宁，张国元除军东协，王之心监军中协，邓希诏监军两协。同年11月，又命太监李奇监视陕西茶马，吕直监视群岛海禁（26），12月以司礼监右少监刘芳誉提督九门（27）。
崇帧6年（1633）5月，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内中军，分入大帅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诸营监军（28）。6月又命太监高起潜监视宁锦兵饷（29）。同年又称“内臣在镇，不利奸病”（30），再派宦官陈大朵、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人为内中军，分别至大帅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诸部监军，后又将宦官杨进朝、卢九德调进总兵倪宠、王朴所率的京营中。6月又命太监高起潜等监视宁锦兵饷（31），其监视地点是：“卢维宁往通、津、临、德，方正化往真保，杜勋往宣府，王梦弼往大名、广平，阎思印往顺德、彰德，牛文炳往卫辉、怀庆、杨茂林召大同，李宗化、张泽民往苏镇中西二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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