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政厅出来，林半夏站在台阶上，看着天上的云。云很白，很厚，像。她想起曾祖父，想起老宅的桂花树，想起那些泛黄的手稿和方子。曾祖父那一代人，看病靠望闻问切，靠口碑相传，靠一颗心。现在她要做的事情，是要把那些经验和方子变成一种可以被更多人验证、更多人使用、更多人传承的东西。这条路，比治好几个病人难得多，但她已经上了路，就不会回头。
审批下来那天，沈放订了一个蛋糕，在省中医院的医生休息室里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陈立人来了，赵研究员来了，几个平时和林半夏要好的同事也来了。恩恩从学校赶过来，带来了一束百合花。林远峰没来，他打了电话说在鹰嘴山采药，走不开，但寄了一个木雕的药葫芦给林半夏，雕工很粗糙，一看就是自己刻的。林半夏把药葫芦挂在基金会的办公室里，对着门，每天进门就能看到。
基金会的办公室设在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实验楼三层，不大，两间屋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会议室。赵研究员帮林半夏申请了免租金，说这是研究院对公益事业的支持。林半夏买了两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一台打印机，一个资料柜，又从家里搬来一盆绿萝，放在窗台上。办公室里很简陋，但林半夏坐在里面的时候，心里很踏实。
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启动桃花峪肝病患者救助项目。林半夏联系了陈老太太，让她帮忙统计村里还没有治愈或者经济困难的肝病患者，基金会将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药品和定期复查。陈老太太在电话那头哭了，说林医生，你是我们的恩人。林半夏说陈奶奶你别哭，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很多人一起做的。陈老太太说不管是谁的功劳，我们记你的情。
救助项目需要钱，药品、检查、交通、人工，每一项都要支出。陈玉楼留下的那笔钱虽然不少，但要长期维持一个基金会的运转，远远不够。林半夏开始想办法筹款。她写了一篇关于青囊方和桃花峪疫情的纪实文章，配上陈老太太和李大爷的病例照片，发表在省卫生报上。文章发表后，陆续有人捐款，有个人账户转了五百，有企业捐了两万，还有一位退休的老中医寄来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附言写着“为林正之先生的后人点赞”。林半夏把每一笔捐款都记录在案，在基金会的网站上公示。
沈放帮基金会联系了几家药企，希望它们在替代药材的研发上提供支持。有的企业很热情，说愿意合作，愿意出钱出人，但林半夏看了他们的合作方案，发现条件太苛刻——他们要独家授权青囊方的使用权。林半夏拒绝了，青囊方是曾祖父留给世人的，不能成为某一家企业的私有财产。
沈放说你这样会得罪人。林半夏说得罪人，也不能让方子被垄断。沈放看着她，笑了，说你这脾气，跟你曾祖父一样。
赵研究员的替代药材研究有了初步进展。她用三白草根替代鬼臼，金果榄替代山豆根，做了急性毒性和药效学实验，数据显示替代后的方子与原方在抗炎、保肝方面的效果没有显着差异，毒性反而降低了。林半夏看了实验报告，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但她知道，这只是实验室的数据，真正要应用到临床，还需要人体试验，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秋天快过完的时候，林半夏接到一个电话，是陆沉舟打来的。“半夏，方明远的案子判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钱海洋十五年，陈伯年十二年，孙德茂十年。陈玉楼因自首并提供了关键证据，判了七年。”
林半夏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银杏树。叶子黄了，落了一地，像铺了一层金。七年，等陈玉楼出来，已经七十多岁了。她不知道他出狱后的日子怎么过，老宅的桂花树还在，但那些被他偷走的时光再也回不来了。
挂了电话，她给林远峰发了一条消息：“案子判了，七年。”林远峰回了一个字：“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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