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比对结果在维克托“自杀”后的第二天下午出炉。
报告显示，冷藏柜中那具缺失大脑的遗体，其DNA与维克托·凯恩在医疗系统中备案的血液样本完全吻合。
而玻璃罐中保存的大脑，其DNA也与遗体一致。
换句话说，那确实是维克托·凯恩的大脑，那具遗体也确实是维克托·凯恩的身体。
赫尔曼·凯恩手中的那个玻璃罐里，装着的确实是他弟弟的大脑。
与此同时，精神科专家对赫尔曼·凯恩进行了全面评估。
结论是：他处于一种极端的解离状态，自我意识几乎完全丧失，对外界刺激无法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用通俗的话说，他变成了一具“行走的躯壳”，没有思维，没有情感，没有意志。
从法律角度讲，他不具备受审能力，也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他将被安置在阿卡公精神病院最高级别的监护病房中，终身接受监管和治疗。
那个曾经掌控着这座医院的人，如今成为了这座医院中被管控最严密的患者。
一切似乎都结束了。
案件的主谋已经死亡，从犯失去了意识，受害者得到了救助，地下手术室被查封。
墨菲斯警局召开了简短的结案会议，整理了厚厚的结案报告，准备将案件移交给检察机关。
媒体发布了简要的通告，标题是“墨城连环失踪案告破，主谋畏罪自尽”。
市民们在社交平台上议论了几天，然后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的新闻。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只有洛砚没有恢复。
结案会议后的那天晚上，他独自坐在自己的工位上，面前摊开着从林奇案到维克托·凯恩案的所有卷宗材料。
他已经连续看了好几个小时，目光在每一页文字、每一张照片、每一份报告之间缓慢移动。
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扫描仪，在已经整理好的档案中寻找着某个被遗漏的细节。
艾拉端着一杯热水走到他桌边，没有打扰他，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陪着他。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窗外的天色从黄昏变成了深夜，又从深夜变成了凌晨。
警局里其他的人陆续下班离开，只剩下值班室的灯光还亮着。
凌晨一点四十七分，洛砚的手指停在了某一页文件上。
那是赫尔曼·凯恩在阿卡公精神病院入职时的体检报告。
报告日期是三十多年前，那时赫尔曼刚刚从医学院毕业，即将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
体检报告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在备注栏中有一行手写的批注。
“受检者自述有间歇性头痛史，建议定期随访。”
一行普通的、不起眼的批注。
放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几乎没有任何异常。
但洛砚的目光在这行批注上停留了很久。
然后，他调出了赫尔曼·凯恩在之后几十年中的所有体检记录，一份一份地翻看。
他发现，在入职后的前五年中，每一份体检报告的备注栏中，都有类似的批注。
“自述头痛频率未见减少”、“自述头痛时有发作，程度中等”、“自述头痛发作时伴有烦躁情绪”。
但从第六年开始，关于头痛的批注消失了。
不是偶尔消失，是彻底消失了。
从那一份体检报告开始，赫尔曼·凯恩的健康状况栏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关于头痛或情绪问题的记录。
第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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